几天前，我和黄勇在景德镇新厂的迪欧喝咖啡。

      黄勇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据说他是今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候选人中的热门人选——我曾经说过，景德镇是个大师横行的城市。这里面既有景德镇的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很多的意思，也有大师在景德镇因为万众景仰而睥睨众生的形象说法。既然我要采访的这位黄勇是部陶研所的一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狷狂气质，当在意料之中。

      甫一见面，才发现黄勇其实更多的书生气质。书生的“腹有文章气自华”，在我们这个社会很容易被人解读为一种狂傲，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因为他的不营营苟苟，还因为他的不同于常人的精神追求与境界。

      黄勇之个性，应该更多出于类似的误读。

      我想还原黄勇。

     （一）

      黄勇给大多数人的初次印象，应该是不善言辞。

      错误。

      黄勇其实是位很会讲故事的人。

      比如他说2000年他在日本研修时，和一个从台湾来的女艺术家之间的斗法，因为对方再三坚持她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弄恼了“平时也没注意到原来自己这么爱国”的黄勇，于是不仅当面教训“三八”，更在陶瓷语言上刻意表现“很中国”的境界，技压对方一筹，结果他的作品引起了池田大作的关注。

      “你知道（池田大作）这个人吗？”

      黄勇憨憨的一句让我差点跳起。

      池田大作，一位日本国宝级的人物，是国际东方学的泰斗，长期致力于佛学与哲学的研究，关注东西文化传统的比较，在大量的文章和演讲中，池田大作阐述了东方文化精神复兴的前景及其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在上个世纪中后期，池田大作曾经多次以丰厚的学术修养，与西方大师级的学者和著名的政治家展开交流与对话，例如汤因比、马尔罗、贝洽、基辛格……这些对话探讨了21世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勇平静地继续讲池田大作和他之间的故事。

      他告诉我，池田大作很喜欢他的陶瓷作品，不仅流连观赏，更邀请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到他的寓所书斋恳谈，以自己的摄影集为礼品相赠黄勇。

      “那本影集还在吗？”

      “我找找吧！”

      几天以后，池田大作赠送黄勇的写真集《与自然的对话》躺在了我的案头，扉页上，伟大的池田大作用汉字书写：“感谢黄勇先生！2000年10月10日池田大作合掌”

      我认为，如果景德镇有一个关于陶瓷文化交流的博物馆，这本写真集就应该被收藏，再没有比这样的故事能更好地说明景德镇的陶瓷究竟有多大的魅力——在景德镇，是不是还有更多类似黄勇与池田大作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真应该被政府搜集、整理，结集成册，成为这个城市的名片。

      （二）

      黄勇现在是江西省的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在这之前他是张松茂的弟子，再在这之前，他是由广东设计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从事包装设计工作的一位大学生，而更早的时候，他是上高县城里一位在采茶戏剧团里长大的孩子。

      中国的很多著名艺术家，都有类似黄勇这样在剧团里长大的经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几年前，我曾经在北京的一个叫“猜火车”的酒吧里，观赏过一位先锋艺术家拍摄的DV，片名就叫《县剧团》，镜头很贾樟柯化，我对片中一再出现孩子偷窥后台的画面印象深刻，在事后的讨论中，我就此有一观点：后台是生活与艺术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孩子们能全方位观察到生活如何升华为艺术、而艺术又如何还原于生活。

      我认为这样的“偷窥”是再好不过的艺术启蒙。

      在看过黄勇的履历之后，我发现他有一个从技术到艺术的过程，包装设计中工艺与技术的成分显然要大过艺术，在包装艺术的那些日子里，和瓷器的日夜厮混，激活了少年时代就已经蛰伏的艺术冲动，这应该是黄勇走到今天境界的一种解释。

      黄勇作品中古风很重。

      初看黄勇的陶瓷作品，是景德镇遍地的传统中国风，山水花鸟，才子佳人……这样的风格似乎老派，也似乎没什么新奇与过人之处，如果没有相当的国学底子，一般人是很难咂摸到其间的韵致与禅意的。比如在黄勇的工作室，有一幅松石图，很简单的构图，可在磐石的兀踞与孤松的挺立之间，你能感觉到一种相持的力道，这种力道充沛在一片空灵之中，整个画面因此进入禅定的状态。

      在有限的有形中演绎无形的大象，这是典型的中国审美意境。

      这种审美意境贯穿于中国人所有的艺术生活，包括戏剧、丝竹、建筑、园林，甚至民间的杂耍和日常的祭祀，而最能直观呈现的，显然是非常程式化的戏剧表演，无论是唱腔还是身段，一招一势的下面，都有着观众心领神会的景象。

      我因此坚持认为，梨园的出身背景，是黄勇笔下意境的重要根源。

      这是他无法忽视的本钱。

      （三）

      刚从美国艺术交流回来的黄勇穿了件带帽套头衫。

      这件衣服如果穿在一个尚处在发育期的少年的身上，会显得非常的嘻哈；可穿年近半百的黄勇身上，却变成一种学院味十足的新潮。这种风格的演变，同样存在于他的座驾，当他从他的“宝马”里走下时，你一点也感觉不到那款车应有的贵气，反而是一种儒雅。

      作品很中国的黄勇，生活却很国际化。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问题，更是一种视野与视角的问题。

      几年前，香港《新报》有一篇报道这样评论说：“他（黄勇）的作品跨度极大，若以形式的角度看其作品，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秩序的存在，以及对均衡结构的有序安排，他将不同的视觉元素排列组合，形成一种强烈的冲击感。然而，大多数大陆陶瓷艺术家都轻视这种语言层面的推进，致使他们的作品既难达于纯粹，更难于精典。”

      抛开这样的评论是否公允不说，它起码提醒了我们，在这样的时间和这样的空间里，国际艺术品市场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2004年，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以一篇《北京共识》引起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他的关注。

      这位既是美国高盛公司的高级顾问、又是清华大学教授的年轻学者，屡屡提醒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保护与保持自己独有的文化。“对于中国而言，必须设计一整套与中国的现状与理想的未来想适应的观念、标识、品牌和说辞。这不是放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通过知识产品、文化产品和一般商品展示一个新颖的中国，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中国的传统声誉。”

      注意上面观点中“不是放弃……而是完善与巩固……”的措辞与强调。

      从这样的角度审视黄勇的创作，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他的价值所在，他对传统的礼遇与尊重，不仅体现在传承与师法上，更体现在发扬与光大方面。黄勇最大的本钱，就是总能站在生活与艺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临界点上，自由出入于两种不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