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下午聆听了许小年教授的关于结构性衰退与结构调整的主题演讲。针对当前的经济放缓是周期性经济增长放缓还是结构性的增长放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许小年是坚定的市场派学说的捍卫者。一直以来在企业界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认为经过四万亿的放大，我们的结构性扭曲和改革滞后导致了今天改革的迫切性。改革的唯一方向，就是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力量的垄断，进一步深化市场的各类要素配置功能。靠政府的“规划”去调整结构，规划大半会变成“鬼话”。国际的经验表明，复苏的前提是结构性改革和调整的完成。而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必须经过市场机制的作用。

　　针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悲观派和乐观派的争相交锋正如我们的控股权之争一样。在51和49之间拉锯。克鲁格曼发言，世界侧耳倾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唱衰中国经济并非一次，这次预言尤其明确，他并没有说中国经济崩溃，而是说遇上了大麻烦，并且拖累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克氏的预言基于两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匮乏导致成本上升；消费支出不足无法弥补投资下降缺口，投资与消费严重不平衡，无法带动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克鲁格曼对东南亚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做过详尽的研究，但在预言中国经济时，却没有下这般的苦功。克氏引用的两组数据质量不高，剩余劳动力是否急剧消失，在学界存在极大的争论，暂且不论，中国劳动力总体而言还未处于匮乏期，国企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城管与小商贩之间的争斗，以及城市街边随处可见的闲散年轻人，显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同的隐性失业。中国消费数据质量不高。中国消费存在普遍低估现象。中国真实消费率应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10到15个百分点，达到GDP的60%到65%，对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是一个正常的也是理想的比例，居住消费与私人消费由于发票、纳税种种原因，被大幅低估。除了消费低估之外，消费升级太慢是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中国特点是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群体之间贫富差距分化严重，当国内消费品无法满足需要时，先富阶层将消费目光转向全球，韩亚航空等公司就是中国教育消费外流的见证，而温哥华、洛杉矶等城市，则见证了中国房哥房姐们的购买力。解决中国消费增长，需要提升中国消费品等级，去除三聚氰胺阴影。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并非劳动力人数下降、消费下降，而是劳动力未受足够的培训，太多的低效企业占据了过多资源、消费品质不高、贫富差距过大的结果。这些结构性问题寄生于经济体制内部，并不是靠放开生育管制、撒钱刺激消费能够解决。克鲁格曼的悲观证据是错误的，论证并不充分。

　　与克鲁格曼的悲剧预言几乎同时，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做出了颇有自信的发言。楼继伟说，尽管今年国内经济增速按GDP算没有去年高，但新增就业超过去年，服务业发展情况也不错。今年上半年，中国新增城镇就业73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8万人，这主要得益于服务业就业增长较快。同时，上半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9%，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经济结构在发生积极变化。经济增速下降而失业率维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这是中国政府允许经济放缓的基础。处于关键转型期的国家，对于数据的真实性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化应有清晰的认知。即使聪明如克鲁格曼，试图从外部观察庞杂的经济体，也会遭遇数据与逻辑陷阱；即使冷静如财政部长，也无法挽救垂危的周期性企业，对于尾大不掉的低效企业束手无策。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就业项让人担忧，但总体就业率并未下降，无数个未经统计的劳动者在理发店、城市居民的家中工作；中国一方面大城市房价大幅上升，另一方面鄂尔多斯等地泡沫纷纷崩溃，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消费能力截然不同。上述纷扰的经济现象显示，劳动力正在离开制造业，制造业赢利下降，而服务业蒸蒸日上。转型时期的牺牲者、获益者，呼之欲出。

　　其实市场化的进程，也是私有化的进程。归根到底，我们过往30年的经济成长其实就是不断私有化的进程。真正优质的资源大部分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一些和政府“勾结”和“勾兑”的企业有的获得了“馅饼”，有的掉进了“陷阱”。不但导致全民价值观的扭曲，更加导致社会公平的丧失。在这个基础上显然是无法实现所谓的“中国梦”的。让市场化来的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