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已经成功走过“目标探索”和“框架构建”阶段，正处于“体制完善”的阶段。中国的改革绝不可能走回头路，防止倒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回应各种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经过15年改革的艰难探索，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又经过20年的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事实早已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一条康庄大道。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改革重心长期聚焦在经济发展领域，思想解放的深度还没有更有力地触及到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内因和政治体制中去，毫无经验可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难免存在一些疏漏和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看法和主张又开始骚动。

    有的人只看到成绩，忽略了问题，认为当前的情况已经完美，不需要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并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和金融危机情况下，作为应急措施的政府主导和市场管控笼统归结为“中国模式”加以宣扬。有的人只看到问题，忽略了成绩，将市场经济和配套体制改革不完善情况下产生的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环境破坏等问题归咎于改革和市场经济本身，鼓吹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在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这样的杂音更加甚嚣尘上，改革似乎再一次到了选择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

    面对各种议论，我们需要静心梳理已经走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去，才能更明晰它的现在，明晰它的现在才能正确地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道路。总的来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的，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和“体制完善”三个阶段，我们已经成功走过“目标探索”和“框架构建”阶段，目前正处于“体制完善”的阶段。

    改革的目标探索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开始，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在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一些地区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推广到全国。在企业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在财税体制方面，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流通体制方面，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培育农产品[5.26 -2.41% 股吧 研报]市场。1980年，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随着改革取得巨大成绩和人们对推进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宏观管理体制方面，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同时，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开辟了一批经济开放区。

    这个阶段改革的显著特征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规律不断扩大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范围，计划和行政命令则逐渐收缩管控范围，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每一步迈进都使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使整个社会都充满活力。不过，改革措施虽然看似行云流水，但改革的推进却并非一帆风顺，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立的商品经济、“七五计划”大幅缩小指令性计划、十三大报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等几个关键节点都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商品经济、股份制等等都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专有，而取消指令性计划一度被攻击为颠覆社会主义。在当时这么困难的思想认识条件下，改革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得益于几个方面：

    1.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理论上的争议和政策上的分歧都不会动辄因政治标签而被否定，大胆地试点实践为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

    2.上下一心的改革共识推动了改革的快速推进。改革之前几近崩溃的国民经济和混乱的社会状态使所有人都认识到改革是唯一出路，即便在改革的具体政策、力度等方面存在分歧，但改革是最大的共识。改革又惠及全体民众，从农村先行启动的改革迅速解决了粮食紧张的问题，随后跟进的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从干部到群众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改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改革热情。

    3.宽松的舆论氛围使改革的理论探讨敢于突破禁区，主流媒体敢于刊发争议性的内容，许多优秀的改革论著不断出现在各种报章上，冲击旧的禁锢，解放思想，激发人的创新能力，使各方面的改革迅速完成理论上的准备。

    4.高层领导具有坚定的改革决心和魄力。改革探索过程中迈过几个阻力极大的关键节点，与他们的坚定支持是分不开的。“商品经济”曾经五易其稿都未能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如果不是当时几位领导人下定决心，“商品经济”就出不来。他们改革的魄力也是空前的，莫干山会议上青年人的建议、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的分析都被当时的领导集体采纳接受，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改革探索使改革的方向逐渐清晰，1987年的十三大明确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同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来已经呼之欲出。

    但正是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同利益主体的形成，各种利益主体势必提出各自的利益诉求。传统的政治架构难以驾驭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由此导致上世纪80年代末极为激烈的社会冲突。于是，一些人借机从“左”的教条出发，以“四项基本原则”来否定党的改革开放路线。一时间，“反和平演变”的论调甚嚣尘上，对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责难不绝于耳，改革开放陷入低谷。

    面对改革开放的严峻形势，1991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公开驳斥改革姓“社”姓“资”的论调，《解放日报》随即以皇甫平的署名文章转达了邓小平的重要思想。但是，这一行动竟然遭到了意识形态当局的追查与责问，逼迫邓小平在1992年春再度视察南方，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南方讲话。他大声疾呼：“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并掷地有声地指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的讲话代表了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心声，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一扫乌云压顶的政治阴霾。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举国上下群情振奋，思想理论界再度活跃起来。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是对此前15年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工作的总结和肯定，使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完全落实在党的文件当中，明确了此后几十年的改革方向。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举跨越了“楚河汉界”：从1993年开始，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此后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
在明确目标之后，具体怎么实施，当时并没有提及。所以中央专门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讨论，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确定了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此后的十年当中，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宏观管理体制方面，1994年提出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方案，确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和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得到加强。

    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施“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改组为控股公司；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

    市场体系得到较大发展，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建立历程，最关键的转折就是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小平同志以其巨大的威望和超凡的政治智慧，在市场经济倍受责难、“计划”沉滓泛起、改革陷入迷茫的历史关头，力挽狂澜，避免了倒退，并使改革驶向正确的方向。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也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保障写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四大报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待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框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之相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还有诸多的不健全乃至相矛盾之处，亟须完善。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是无止境的，从理论上讲，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老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因此要不断进行改革解决矛盾，从而不断进步。从实践来看，即使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在不断完善其体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在金融危机之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完善：取消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了投资体制，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金融危机来临之后，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央政府及时出台了诸多应对措施，有效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其正面效果不容否定。但是，由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以GDP为政绩导向的考核体系使在金融危机条件下一些必要的经济刺激措施在地方上扭曲变异为大幅度的经济扩张。

    与成熟市场主体应对金融危机收缩产能、调整结构的措施相反，大量的地方政府投资和源源不断的信贷支持导致许多地方投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盲目拓展项目或扩大规模和产能，并产生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在内部消费能力、收入差距、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有关内需和转型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经济危机条件下的大跃进加剧了产能过剩，加大了整个经济体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恢复正常健康发展的难度。

    经济上的具体政策可以调整，但思想上的认识错误则会带来更大危害。

    有人从应对金融危机的救急措施中总结认为，应该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巨大成就来佐证“中国模式”的伟大，中国所以出现奇迹，就是因为形成了“中国模式”，并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