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一回到景德镇，就发现这座城里的很多人在忙着张罗一个叫“檵花节”的活动。

　　景德镇有个生态园，里面据说有30万棵白花檵木，据说这种植物的药用价值很高，现在景德镇有企业声称要用最生态的手段开发利用这中植物。显然，这仅仅是官员、技术型专家和投资家的联盟。它的主题应该不在如何保护生态，而在如何利用生态。这在今天的中国，是再自然不过的社会街景，对于迫切需要发展的中国经济而言，对生态与环境保护的顾忌，还仅仅停留在“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平面上。

　　景德镇的生态环境之所以值得上论坛称道称道，与它的经济发展迟滞有关。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经济的欠发达导致了我们的环境处于一种原生态状态，这种原生态对于商业社会而言极富经济价值，对这一价值的开发与攫取，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我们失落掉我们曾经拥有的财富。

　　商业时代的生态政治，最大的命题也许就是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中如何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现阶段中国社会对GDP有着图腾式的热爱与强调，它成为我们衡量经济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也在政治上呈现出它的一致性，这个词被各级政府高度赞颂，甚至制度化。

　　1971年，时任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的布伦特兰女士首创“可持续发展”概念时，就有人担忧它会成为“可持续增长”的替代物而搅浑人们的认识。事实表明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在某些时候的某些地方，它简直就是应验不幸的谶语。

　　总数超过8.6万座的水坝横亘在中国几乎每一条江河之上，其中一项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旗号下获取“最清洁的能源”；祁连山雪线不断后退，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逐步蚕食，河西走廊的地方决策层作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却是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同样，资源已呈枯竭状的黑龙江4大煤城将旅游业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新支柱， 当地人固执地认为蜂拥而至的游客将带旺房地产开发，尽管他们很清楚脚下是一个500平方公里的空洞……

　　（二）1920年，一位叫威廉·卓别林的美国记者来到了景德镇，他在一个6月的黄昏乘船进入景德镇时，让他印象深刻的居然是一根根正在吞云吐雾的烟囱，“我数到78个黄色的大烟囱，而这只是景德镇烟囱的一半，据说，在它最繁荣最鼎盛时曾经有好几百座瓷窑。”

　　1984年，我第一次来景德镇时，同样对这座城市林立的烟囱感到触目惊心，它们喷吐的乌烟瘴气遮蔽了景德镇的丽日蓝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有人介绍说：在江西的11个地市中，景德镇人口密度最大，污染最严重。

　　1997年，当时的常务副市长许爱民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的专访时谈到，一个下榻莲花塘合资宾馆的外国客人曾经奉承说，景德镇的环境很好，空气很清新。主管工业的许市长闻此言并不开心，他说当时正是景德镇陶瓷业遭遇萧条之时，心中自有说不出的苦。

　　2004年，我以一个旅居者的身份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出没，同时也有机会在台下聆听市委书记、市长许爱民的报告，在景德镇获得省级卫生城市之后，这位主政官的自豪溢于言表。此时，景德镇曾经林立的烟囱大都不复存在，它的地平线似乎因此而更为开阔。

　　景德镇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城市，同时也是中国最早遭受工业污染的城市；景德镇的森林覆盖率至今还高达60%以上，但也正是曾经更为丰富的森林资源，为瓷器生产提供了最原始的燃料……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冤家”，在景德镇纠缠了成百上千年，长期以来，景德镇人一直都在二者之间玩平衡。

　　有种种迹象表明，景德镇目前正逢遇它发展的最好时机，生态平衡会不会一不小心被破坏？就象我们手中易碎的瓷器。

　　之所以有以上一连串的回忆与议论，是因为我想起曾经的一种说法，叫“一瓷二茶三生态”，夸的是景德镇生态与生产之间的和谐局面。瓷为国器，茶为国饮，生态则是一国民生的立命之本，景德镇坐拥此三宝，怎么说也应该算是一福地。

　　现在的问题是，景德镇人该如何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