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密集性地下载了好几部关于非洲的大片，比如《沙漠之花 》和《太阳泪》。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是纯属巧合，但这种巧合对于谈论今天这样一个话题真是大有裨益。过去一周里，在中国的外交领域里，最热门的话题中应该有南非总统祖马的北京之行。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普通百姓而言，谢幕的世界杯，让大家对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国家有一个常识性的认知，但也仅此而已，我们实在不会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一个无比遥远的国度。

    但这样的一种态度对于一个正急于寻找商机的生意人而言，显然不是值得赞许的。

    （一）

    地面砖在寒冷的北国可能会恶化室内的舒适度，但在温暖甚至炎热的非洲，它也许是一种最佳的建材选择。最近的《金融时报》一则报道说：中国商人已把廉价的消费品带到了非洲大陆，随着本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商也许会对非洲产生新的兴趣，将非洲视为生产基地。

    （这些中国制造商里有你吗？）

    有消息称，中国现在是非洲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比较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排在欧盟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的确，中国人正在非洲大陆各地洽谈业务、敲定交易，比如最近就有中国签约“从莫桑比克进口煤炭”、“从尼日利亚进口石油”这类消息传来，这些交易价值数十亿美元。《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非洲各地都冒出中国商人来，从莱索托到埃及，中国建筑企业建造了公路、铁路和楼房”。

    在上述新闻事件中，有两点趋势需要厘清：一，来自中国的投资案是不是都集中到了与石油、矿藏有关的资源性交易领域？二，进入非洲的中国商人，是不是习惯性把道路、通讯和建筑等城市化建设视为交易的首要与前期？

    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建材制造商与销售商而言，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相信有前瞻性很强的企业家已经把产业的触角伸过去了——有统计数据显示，在本世纪最初的九年时间里，中非贸易每年的增长率都在30%左右，这个势头之猛，超出了很多西方国家的预计与想象，中国在非洲的成功甚至导致了他们的紧张。

    这些贸易并不全是“进口煤炭与石油”，还有“建造公路、铁路和楼房”。

    中国商人对新非洲的建设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甚至一些指责中国的投资是“新殖民主义”的西方舆论也承认，“由西方主导的各种发展战略无论本意多么美好，都没有打破非洲的欠发达循环。因此，中国方面本着理性商业逻辑做出、并起到提振就业和增长等实际作用的各项投资，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另一条发展途径。中国方面正在建造的基础设施，将对自然资源以外的产业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

    （二）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好莱坞大片和驴友微博，与神秘的非洲大陆亲密接触，那块大陆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贫穷与动乱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天，我在看完布鲁斯主演的《太阳泪》之后，对尼日利亚曾经的种族屠杀]有了不寒而栗的认知，几年前，我们在新闻里看到这样的镜头时，根本认识不到事情的残酷性。

    也许，商业能改变这一切。

    当代经济学家帮助社会学家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便是在专制国家，投资通常也能造福于普通人。

    今年5月，我在上海采访世博会后，曾经围绕着上海自开埠以来的风云际会，写作了一篇文章。我认为，在上海城市建设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直是商业，而非政治，即便在整个国家都沉陷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癫狂时，上海的工商业也没有停止过它的供应与贡献。

    得到这个结论，是因为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上了年纪的老上海，在回忆中尽管都是娓娓道来，却少有战争、贫穷、饥饿和瘟疫这类阴影，按理来说，这些东西都应该像黄浦江水一样洗劫过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回忆中，被再三强调的是繁华与繁荣，是十里洋场的香风阵阵，是“百乐门”款款而出的花枝招展，即便这些在1949年后便烟消云散了，他们依然固执地为城隍庙里的一把奶油蚕豆、或者一粒已经被迫更名的“米老鼠”奶糖而骄傲不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引擎，也是中国制造的骄傲，大到万吨轮、万吨水压机，小到姑娘手中的丝线和她们热衷的玻璃发卡，只要是上海出产的，就可以成为国家舆论的宣传材料，个人人前夸耀的资本。

    这就是商业的力量。

    中国人显然是这种商业力量的笃信者与践行者，我们的改革由经济入手、而不是由政治入手就是一个明证。显然，中国的投资者准备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对非洲的投资过程中，事实证明，这是中国资本在非洲畅行无碍的不二法门。

    （三）

    和很多尚未开发的旅游目的地一样，尽管景色诱人，但是充满风险。

    有必要强调的是，对于那些准备进入非洲的资本而言，应该充分认识到前途中一些不乐观的因素。祖马总统访华期间，世界主要媒体都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和他的随员在中国的一举一动，在整个非洲大陆中，南非是最发达和发展方向最明确的经济体，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是，祖马承认他们有意加入“金砖四国”阵营。

    但南非周边的国家可不是这般景象。

    比如它的邻国津巴布韦，就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为“被邪恶政府挟持的国家”；你在看完《太阳泪》之后，相信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视尼日利亚为畏途。在非洲很多国家，至今存在着“不可靠的水电供应、交通、通讯、糟糕的治理、不友好的监管环境以及职业道德”等众所周知的困难。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维利可持续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的两位学者，最近撰写了一份简短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制造业进入非洲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在这篇哥伦比亚大学的报告中，最有趣的是有关中国因素遏制制造业投资（非洲）的探讨：

    中国拥有尚未利用的庞大农村劳动力大军。中国农村仍然生活着7.5亿人口，他们的平均收入仅为城市人口的1/3。

    目前已经有迹象表明，近期中国沿海省份因工资引发的劳资冲突，正推动工厂向内陆地区转移。即使中国公司真的在海外开办工厂，也是在离本土较近的越南、柬埔寨等地。

    亚洲战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升值：日本和较大的亚洲经济体允许本币升值，这实际是上对本国出口征税，而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了补贴。

    然而，中国人民币汇率自由化的步伐却如同蜗牛一样缓慢。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好准备，放弃仍在提供急需的国内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渐进的货币升值，让出口商有更多时间去提高生产率或将生产迁至内陆，由此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

    建议有愿望前往非洲的投资者，行前最好能找到这份分析报告看看，中国人向来喜欢不打无准备之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