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晚，富士康太原工厂工人与保安发生激烈冲突。10月5日，富士康郑州厂区数千工人罢工。10月16日，富士康公布一份内查文件，称公司非法雇佣了一些童工，最小年仅14岁……

    通过罗列这些年与富士康相关的那些不怎么光彩的事件，便能缕出一条本土制造业的发展缩影。富士康绝非个案，其所遭遇的一系列事件也决不能简单地归于个别企业的管理问题。首先对劳动密集型而言，员工待遇、员工幸福指数等问题都比较容易形成社会热点，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也容易演变成社会问题。然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却是：民营企业贡献了60%的GDP，解决了75%以上的就业率。就在我们为这些数据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民企正在经历一个怎样的增长方式。

    富士康事件暴露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中民企占相当比例）发展的固有缺陷。而我们需要做的，并非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其进行肆意批判，而是反思究竟哪些问题导致类似事件的发生？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这些企业乃至这些行业当何去何从？

    首先应该得到注意的是这些事件虽然都是发生在富士康一个企业之内，但是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分厂。事件之所以会发生，除了富士康本身的管理缺陷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富士康太大了，树大招风，接二连三的事件都被划在这一课大树之下。这个企业的所有行为因此被放大，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在此我们不禁想问，其它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呢？可以料想，这些企业的盈利模式是大致趋同，即都是通过为其它品牌代工赚取利润的。由此可见，发生在富士康的工作压力大、生活单调等问题也很可能在其它地方发生。由此，富士康事件就不再是简单的某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行业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富士康之所以频繁发生类似事件，不是因为其工人太多，反而是因为劳动力短缺。新一代工人不再像父辈那么思维保守，他们宁愿去选择更为自由或“更有出路”的工作，而不是单调、重复地在流水线上为手机组装配件。这就导致了实际从业人口的减少。换一个角度讲，这其实是反映了从业人员自我的觉醒，反映了新一代劳动者拥有更为积极的职业取向。而这，正是振兴民族工业所必须的原创力量，因此是值得欣喜的。中国不可能永远满足于做“世界工厂”，从正向力量看就是从业人员更加具有主观能动性，从反向力量看就是对简单、重复的流水作业的排斥。

    其次，对劳工所提供劳动成果的定价亦是其所牵涉到的重要问题。据了解，包括富士康、正崴集团在内的苹果上游供应链合作伙伴已经要求苹果接受（代工或组件）价格上涨，因为劳动成本亦在不停上涨。这就牵涉到对工人所提供的劳动成果的定价问题。西方国家蓝领阶层往往拥有着比较高的工资水平，就是因为其所提供的劳动比较沉重、单调，而高工资即是对这种痛苦经验的合理补偿。富士康事件则是通过极端方式引起人们对这种高负荷劳动的注意，从而重新定价工人的劳动成果。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一系列事发不久，武汉富士康即开始对优秀员工奖励住房，房子最大的达126平米，且拥有产权。

    最后，富士康骚乱的发生，凸显出了本土制造业的劳工矛盾。就长远看，企业必须转变其赢利方式，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而非延长劳动时间获得效益的增长。就眼下而言，于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愈要注意企业管理，减少劳工摩擦，提供企业凝聚力，从而缓解矛盾，充分激发员工的劳动积极性。毕竟，像这种一个工厂动辄拥有过百上千工人的劳动密集行业，任何企业问题都极易转变成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