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口号。近段时间以来，加快或深化改革已经不仅成了民间和媒体，而且也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呼吁。当然，改革在官方在民间乃至在不同的人那里其实各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今天的问题与其说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改什么，怎么改。

    放大一些说，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在谈改革。但对改革的理解人们则相当不同，这是许多已经陷入困境的国家变革起来也阻力重重的原因。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中国的难处究竟在哪里，如何破局，是对当代中国人的挑战。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能破解复杂系统。故下面区分领域和问题，聚焦主要矛盾，剖析分歧与共识，从而探寻改革的空间和通道。

    中国改革是从经济体制起步的，1984年中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经济体制改革两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大体上结束了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在方向上的摇摆和分歧。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现在经济领域的争论，一种是属于方法和策略上的，这属于见仁见智，各国都有，永远存在。一种是实质性的分歧。也有两类情况，一类主要不是经济问题，是更基本的问题，只能到相应领域才能真正厘清。二是关于经济改革本身的取向，原本似乎方向一致，现在变成矛盾的焦点。

    细究下去，原先的一致，是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当时很突破很振奋人心的口号。虽然也许人们的心思从开头就有差异和不同，但在相当一个时期中，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旗帜。

    今天，各种产品的价格基本市场化了，剩下少量的能源公用事业的价格要继续改革也没有分歧，只是如何平衡通货膨胀的压力，平衡城镇居民对这类产品和服务价格调整的抵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要不要或敢不敢改革的问题。

    甚至，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化，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在方向上也没有大的分歧，只是如何兼顾国内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如何权衡搞活金融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从而审时度势，精准决策的问题。

    现在争论最多的，浮在表面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问题，分歧的实质则是市场的产权基础，其中主要是城市的国企问题和农村的土地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是全球性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入门教科书都会说明，现代经济是政府与市场的混合经济。这在统计意义上也是正确的：现代西方国家由政府支配的收入大体占一个国家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政府的份额和作用是大一些还是小一些，各国均不相同，各有利弊优劣，难以分出高下。

    如北欧国家政府份额很大，但政府为人民做的事也多，收支平衡，情况尚好。美国政府的份额小些，但以小博大入不敷出，财政赤字惊人，麻烦不小。正因如此，在现代西方国家乃至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极端国家主义或极端市场主义都没什么市场。真正的挑战，是选择适合自己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与市场的恰当混合。

    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特殊性。我们从政府包揽一切的计划经济走来，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初期备受阻挠和历尽艰辛，政府权力过大和过于集中的问题至今也并未真正解决。

    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市场化已成为方向和正确的代名词。市场的极度推崇者，干脆将市场的逻辑理想化地归纳为通过使别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反之则称为强盗的逻辑；由于政府都是通过强制的征税权生存，又是通过强制力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奉行的显然不是市场的逻辑。

    显而易见，这是非白即黑的两极化推断。这样我们就在政府权力还没得到有效约束前，又要回答“市场是否就是替代方案”的问题。

    当然，如果市场的逻辑真那么美好和有效，问题就相当简单了：人们干脆选择一个没有或极少政府的市，就可免除一切烦恼。可惜这不是真实世界。至少从1930年代以来，即便在从来以个人自由著称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规模与作用都在显著扩大。根本原因是，市场本身的运行，需要有外部强制力去维持秩序和公正，以防范市场交换中人们自身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两面性。同时，也是由于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和市场竞争内生的垄断大大限制了市场运行的范围和有效性。

    从逻辑上说，小商品生产者的自由竞争是市场运行的理想状态。但在18世纪中小商品生产的鼎盛时期，市场既受制于封建枷锁和行会壁垒，也受制于交易规模和生产能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真实生活都并不美妙。因此，市场的内在逻辑就会导致生产的积聚和集中，进而推动市场规模与边界的扩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给市场经济带来真正繁荣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