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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政治与冷经济

2010-08-20 来源：《陶瓷信息》责任编辑：李杉阅读：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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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今天FT中文的头条是什么吗？

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市场部主席李晶的文章，《中国工资上涨的意义》，这位洋买办总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普涨是一好事，可以“把它视为向高附加值制造转移、中国消费市场吸引力日益增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说实话，类似观点已经很不新鲜，很多经济学家早就乐观地预计到了这一层意义。

尽管本周早些时候，有官员证实了中国目前的经济总盘子已经逾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北京的媒体面对这一“伟大成就”却出奇地沉静，新锐财经媒体依然秉承着水皮曾经批评过的“熊市思维”，义无返顾地继续将问题的揭露和观察当成自己的首要。

中国经济已是典型的“墙内开花”，营养来自院内，芳香泽及的却是墙外。

（一）

周日，我在重庆江北机场登机返回北京时，居然在同一航班上邂逅了4位我曾经采访过的老板，你可以把这样的现象具象为中国经济活跃的一个缩影，但只有我这样在财经新闻圈厮混过的人才知道，这更应该是中国进入发展型政体的明证……4位老板无一例外都是“跑部进京”，他们项目全和中央某一具体的部委有这样那样的利益关联。

重庆“两江新区”的建立，将这一关联强化并放大。

2010年6月18日，重庆两江新区正式挂牌。这是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的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也是中国内陆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当地媒体报道说，两江新区的正式挂牌，标志着重庆在国家整个西部开发战略中龙头地位的确立。两江新区位于重庆主城区长江以北、嘉陵江以东区域，据说，重庆对两江新区寄托了很大的期望，其功能被定位在“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长江上游地区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两江新区挂牌的那天，也是重庆第二次成为中央直辖市13周年的日子。

1939年5月5日，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并呈请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作出这个决议的背景，是侵华的日本空军开始对重庆实行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轰炸”的次日。

1997年6月18日，重庆再次被直辖，一条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三峡工程的上马。在120万三峡移民中，渝、万、涪三地占了102万，而当时的四川行政区域过大，人口太多，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指导有一定难度。为了保证三峡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推动川东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央政府需要选择一个城市担当该区域的辐射源和支撑点。

两次直辖，是重庆今天的经济版图最重要的成因。

（二）

我进入《锦绣》杂志已经整整8个月，但直到前几天，我才密集性收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鼓励与期许，这些肯定主要针对的几乎都是我的一些关于“读城”的写作。看来，几年前在《经济观察报》受到的训练依然在发挥作用，那时候，我最主要的精力被投入到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关注上。

区域经济发展其实应该归类于政治经济。

中国经济的政治属性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会占据主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老板热衷于政治生活，他们在高尔伏球场或者某个私人会所里谈论的，可能是某一官员职位的升迁，而不是股指的上扬或下挫……这一景象并非今天独有，也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经济活动中牵涉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它一开始就有的先天性基因。

惟一的差别在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对这一基因有不同的病灶诱发。比如重庆这座城市。

我前面说了：两次直辖是重庆今天的经济版图最重要的成因。

1939年重庆第一次直辖的背景，是当时国民政府“衣冠西渡”，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文化命脉都在向西输送，遁入夔门，以避战乱。有史料表明：中国战前兵器工业的重心是在东部，通过抗战时期兵器工业大迁移，中国多数兵工厂迁到了重庆，从而使重庆战时后方兵器工业中心地位宣告形成。

这些军工企业，在抗战结束后大部分都没有回迁，而是永远留在了重庆，它们为日后重庆的经济发展，播下了最重要的一批龙种。1946年，国民政府在还都南京时，明确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这一褒奖在随后的岁月中没有为重庆的发展带来半点好处，它很快成为新政权的一种忌讳。

（三）

2008年，重庆的地方网站上曾经风行过一篇文章，这篇署名“一哀”的《大城衰落的背后》披露说：

建国以后，中央对重庆发展的支持力度与重庆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不相匹配。直到1983年实行计划单列前，重庆的发展一直受到漠视。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重庆只有重庆发电厂一项而已。重庆只在三线建设中，进行了兵器、船舶工业建设，适度建设了配套的机械工业。这个时期算是重庆受关注最大的一个阶段了。再往后，重庆只是兴建了化纤工业，即四川维尼纶厂。

而与此同时，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却得到了共和国特殊的重视。在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成都地区5项，成都因此奠定了四大电子工业基地地位。三五期间，国家在川西地区以成都为中心发展了航空工业。以后，又建设了当代中国装备级别最高的重型机器制造厂，兴建了一整套电站设备制造基地，以及核科研工业体系。

只要查阅一些相关资料，你会发现类似的披露并非空穴来风。

2004年7月，我在四川夹江采访时，听到这么一段故事。

隶属乐山的夹江县距峨眉山只有18公里，距乐山却有60多公里，处在两大世界遗产之间。这个县当时有“西部瓷都”的名号，因为那几年广东佛山的很多建筑陶瓷企业纷纷跑到夹江投资办厂。冶瓷涉及一个能源问题，佛山的那些建陶企业习惯性地采用重油和煤炭，这一生产方式随后被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组织问责，因为它们排放的废气和粉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乐山大佛和峨眉山的环境安全。

夹江所有的陶瓷企业被要求改烧天然气。

有一位老板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忧心忡忡，据其反映，他们用的天然气都是从重庆引过来的，当时重庆的天然气还是归中石化四川公司管辖，所以还有价格上的优惠；但是他们听说重庆正在闹着要从四川分出去，成立中石化重庆分公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担心用气成本会大幅度提高，因为四川公司辖区内的天然气储量70%都在重庆。

我至今都还记得那位老板的大实话：四川用重庆的气当然不会心疼，价格优惠也是崽卖爷田。

重庆在直辖之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坊间，一直都有“我们挣钱他们花钱”的抱怨。重庆人嘴里的那个“他们”，指的是成都。关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口水战，甚至至今绵延，重庆市《城市地理》杂志的刘东灵认为，根子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地域人格差异所致，而是因为在道统的旗帜下，行政区划这样的体制弊端被恶意放大，导致两座本在同一文化浸淫下的城市，因为种种待遇的不公而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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