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大致已进入了这一轮工业化中后期——如果说还不是末期的话，这也在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正在趋缓，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时期。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有以下两点理由。

　　首先，从表层上看，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目前看来都动力不足。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外贸出口大致已臻顶峰，未来几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很低，甚至为负；中国投资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而消费增长受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持续多年下降和其他因素制约，不可能支撑未来高速增长。另外，从近现代世界经济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都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期。当一个经济由靠投资转向主要靠消费时，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低速增长，几乎没有例外。

　　为什么说中国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不妨先看制约投资增长的三个因素：第一，房地产投资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按照2012年5月13日人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已高达89.68%，远高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已是世界最高。这一事实实际上反过来说明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期也自然会过去。至少从目前的经济格局看，房地产发展的一个周期快到了。

　　第二，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出口企业利润率偏低和下行，会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21世纪以来由各级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基建投资的黄金时代也已过去，包括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码头、政府大楼，乃至绝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成并趋于饱和，即使再启动一些项目，也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全面大规模铺开了。

　　其次，上述三驾马车动力不足，只是说明了短期中国经济增速会下行的一些表层因素。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牵涉到家电、汽车的快速增长等)和较快的城市化，尤其是随着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实体部门的高速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已基本上到了在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从而导致几乎所有部门的资本投资边际回报率都在逐年下降，在现实中表现为各行各业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少。

　　中国整体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多年前就已开始下行，这一点本身就表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下移。这一判断，在理论上是得益于2012年年初笔者重读凯恩斯的“货币三论”〔《货币改革论》(1926)、《货币论》(193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所得到的一些感悟。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强调：“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又补充道：“本书的重要论点是，一国的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凯恩斯的上述判断，是伟大和深刻的理论发现。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退，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或言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密切相关。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当各行各业都感觉赚钱难和不再赚钱了的时候，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繁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

　　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移，目前看来是无法改变的自然和必然趋势。从1979年算起，中国经济已连续高速增长30多年了，年平均增速超过了9%。这么长时期和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人类近现代和当代经济史来看，在欧洲近代崛起中，工业化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先是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然后进入中速增长期，最后进入长期停滞期。通观人类一些国家的近现代和当代史，反观中国经济目前的整体发展阶段，笔者有一个不甚成熟的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期逐渐向中速增长期移位。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笔者呼吁：中国进入中速增长期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再人为批准和促动一些不讲效率的盲目投资项目，逆经济发展的必然法则和必然趋势，费不可为之力，为不可为之事，这样做，短期只会逼迫相关部门在统计数据上造假，甚至勉强投一些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和没有效率的项目，在中长期将会把中国经济推向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