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我最敬重的经济学家今年100岁了，我遥祝他“永远健康”。“永远”是不可能的，但我指的是杜老的思想和品格。

　　与那些东风吹是“东风派”，西风盛便成“西风派”的经济学“砖家”不同，杜老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论说是一贯的高屋建瓴，别具创见且被证明是正确的、深刻的、有推进历史之正能量的。

　　杜老受中央重视，参与了“天字一号”文件的编写，为解决“三农”难题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然而，他提出的农民应有自己的组织“农会”的构想却始终被束之高阁且被冷处理，这应是杜老的一大憾事。

　　杜老认为，党团工青妇都有组织，连孩子都有少先队，而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民却没有农会，很没道理也不正常。当然，杜老说的农会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的农会，而是新时期经农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为农民说话、为农民办事、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非政府组织。杜老的“农会情结”，基于广大农民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参政议政权，长期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忧思，我认为，他忧到了关键点上，不该不三思的。

　　农民平均文化低，现今农民流动性大都是难点，但这些都不是否定农会必要性的理由，更不是剥夺农民民主权利的借口。让农民通过农会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相反，让人口最多的农民真正当家作主才能保证民主接地气、顺民心。党政领导的职责是正确引领、悉心服务，让农会健康发展。一如当今的行业协会，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参政议政权，而不是一块招牌。

　　农民似乎有代言人，也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是，真正的农民有也不多，所以，要有各级农会，这不是什么深奥问题，不知障碍在哪里？

　　当然，真要建各级农会，应有相应的组织法规，明确其权利职责以及选举法等等，否则，成为摆设反倒弊多利少，成为工具更加有弊无利。

　　农民该不该有农会？今天仍是个问题以至难题。

　　杜老百岁，但思维清晰，精神十足，是否就农会问题再写一点、说一点？或许是过往言而无效，他不想多说。而真要解决这一问题，光靠杜老一人也不是办法。想到这里，我真的希望中国多几个杜老。（文/安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