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冯小刚执导电影《1942》的上映引发了民众回溯历史的热潮。1942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旧闻早该淡出人们的视野，即使仍有当事人的记忆，如今也会沦为白话说玄宗的旧谈。如今借助一部电影，多数人的视线却被引回那个时代。我们不仅记住了1942年的四郊多垒、国耻家仇，也记住那年河南闹了饥荒，三百万人被饿死。三百万，数据的具体化很容易使悲剧显得冷漠，然而其中小姑娘一句“爹，啥叫逃荒啊？”，却还原了悲剧的真相。

    电影本身好坏，可说是见仁见智。然而这部电影所引发的反响，却使得我们无法忽视目前正在崛起的一股新生力量——即个人记忆的重要性。从前我们习惯于从历史书上寻找自身的根源，如今却学会质疑白纸黑字的所谓“真理”，转身求助于一些个体记忆。这些记忆更加私密化，少了当权者的态度，反而多了几分权威性。如果我们把视野投向更深处，便会发现最初其实是编剧刘震云的个人反思：一部《温故1942》，其实是刘震云最想要给自己找个答案，因此采访了诸多当事人，查阅当时的资料档案，形成一本不厚却沉甸甸的历史调查。这一个人行为借助电影这一媒体工具被放大，最终被呈现在每个观众眼前——不仅如此，那些未曾看过电影的人们，也因为周边不断出现这一话题而被动关注起来。等到“1942”变成公众话题时，刘震云一个人的“温故”，或将唤起千万人的“知新”。

    在这个时代里，存在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影响力。而我们每个人在受他人影响的同时也传播着自身的看法，互联网这种比较亲民的媒介，无疑赋予了每个群体、每个人以话语权。前段时间颇为流行的“中国式过马路”，最开始只是网络社区“糗事百科”的一个话题；如今颇受关注的“切糕”，也是借助微博、各大网络社区等媒介工具迅速蹿红。人们日益被信息所淹没的同时，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变得更加容易。这与其说是某种文化的胜利，倒不如说是民众生活方式、尤其是社会参与方式发生了长足的变化。

    反过来看这部电影。它的含义很难说是仅限于“1942”这个孤立的年代、四百万这个孤立的数字又或者河南闹了饥荒这个单独的事件。当我们追溯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很多人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42”也因此具备了普遍意义，因为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非就闹了这一次饥荒。而当我们继续思考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彼时当权者的腐败问题就凸显在眼前——这与当下许多热点议题不谋而合。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三百万人口惨遭饿死的背后，是一个政权的摇摇欲坠。我们犹记得不久之前的主旋律电影《建党伟业》中，就已经把腐败问题列为当时政权沦亡的根本原因。这一立意彼时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更是把反腐列为重点工作之一，电影《1942》的热映，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当时当代的一种回应——这既是当代人的思考，同样是历史的回声。

    因此，这部电影、乃至其背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已经不能单纯地用电影本身的品质、历史表述是否客观等因素来衡量，它所彰显的，是个人记忆日渐得到尊重，个人对社会热点的参与更加主动。至于其它，我们则有理由相信：真理是愈辩愈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