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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是《经济观察报》10周年的大日子。
一天,该报的一位编辑找到我,请我为10周年社庆的专刊写点东西,那女孩问我:在《经济观察报》那几年,你对哪篇报道最有感觉?我脱口就说:三峡工程——2002年1月到2003年10月,围绕着一个三峡工程,我居然做了6篇报道,还有2篇社论,时间贯穿我在经观工作的那两年,说我和三峡工程“干上了”,一点也不为过。
(一)
2003年10月,我到湖北做《楚荆发展之虞》时,专门到宜昌拜会周双超,她开我玩笑:你还敢来啊?现在我们这可不欢迎你,你连饭都捞不着吃了,这餐可是我私人请客……可见我招人讨厌的程度。
2003年中国有两件大事,一是三峡水库正式蓄水,一是神舟5号首次载人——非常幸运的是,这两件大事我都得以在现场发回报道。
宜昌有本《中国三峡建设》杂志,总编辑叫周双超,是位女士,三峡水库蓄水的时间是2003年6月1日,我4月就开始关注,那次采访是我和周双超合作完成的。有一天,周双超突然向我打听成都的情况,类似房价、物价甚至风土人情什么的,我很好奇,追问之下她才告诉我,她先生已经作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简称:三峡总公司)的先遣,被派到四川筹备金沙江的开发了。
“哟!你们还没完了,祸害完三峡,又接着祸害金沙江。”
“不接着干怎么行?那么多的设备、那么多的人,就闲置在那儿?”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开始围绕着金沙江项目这事儿做功课了。周双超一家都是吃水利饭的,夫妻双双都在为三峡总公司效力,从她这儿听到消息就应该适可而止了,不能害人家两口子,所以,尽管从她丈夫那儿了解金沙江工程是最便利、最权威的,但我还是决定绕行,从别的地方寻找突破口。
2003年6月上旬的一天,我在三峡大坝坝区采访一期蓄水时,路过一个院子。
那院子的牌子是“工程设备处”什么的,里面停着很多大家伙,车轱辘比我都高,我就闯了进去。大概是因为脖子上挂着三峡总公司发的采访证,所以院子里的工作人员不仅不阻拦,甚至还热情接待,我索性就坡下驴,完全以讴歌“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嘴脸向人打听那些大家伙的用途,对方说着说着不耐烦了,随手甩给我一本册子,说这书上都有了,你自己看吧!我一看,《三峡工程设备手册》,里面什么设备?干什么用的?哪国造的?花多少钱买的?什么时候买的……林林总总,非常详细。
后来我在《后三峡时代的图谋》一文中披露:
1993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之初,三峡总公司为了实现一流的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要求施工单位使用最先进的设备。可国内哪一家前来投标的施工单位都没有参与过这样大型的施工,因此哪一家也没有三峡所需的设备。为此,三峡总公司作为业主投资23亿多元,公开招标引进了170余台套当时国际、国内最先进的机械施工设备……
如果没有新的工程,这些设备将面临被闲置的命运。”
(二)
三峡工程一期蓄水采访完毕,我直接去了金沙江。
我当时从网上查到的一则新闻:2002年11月,国家计委在宜昌主持召开金沙江溪洛渡和向家坝水电站建设第一次协调会议。会议要求抓紧开展溪洛渡水电站的对外交通和现场“三通一平”工作;抓紧溪洛渡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工作,加快向家坝水电站的勘测设计工作。会议同时提出,金沙江下游另外两个梯级乌东德与白鹤滩水电站的前期工作,以三峡总公司为主安排资金开展。
根据这则新闻,我决定直扑向家坝和溪洛渡。
这两个地方分别在云南的水富、永善两县,地方政府对三峡总公司的项目建设自然是雀跃欢呼,也正因为这种心态,他们对前来采访的我提供了全方位的配合,由水电部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向家坝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由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出具的《溪洛渡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两份关键性文件,我都是从地方政府处拿到的。
正是基于我在金沙江现场的踏勘、采访与资料搜集,我才敢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实施这样的披露:
经国务院核准的《中国三峡总公司改制重组方案》已经明确:三峡总公司在改制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投资主体后,将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的权力,依法享有资本收益权、经营权、资产处置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力,同时可以对其他大型项目进行投资和建设。
这个授权表明,在三峡总公司标准的企业构架外壳下,依然保存着一个坚硬的“二政府”的核,它的存在,说明我们的经济改革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发展型政体”特征——在西方经济学的定义中,发展型政体是资本主义在亚洲的一个变种,它将财政部门、公共政策和大公司聚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国家目标——也就是说,它的所有运作细节看上去都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真正掌控公司决策的仍然是国家意志。
比如三峡总公司在金沙江的投资与开发,表面上是它对金沙江蕴涵的丰富水能兴致盎然,实质上是在忠实地执行西部开发战略。勘测,设计,环境评估,可行性分析……所有的环节一个都不能少,但结论只有一个:必须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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