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语境下，人们几乎可以得出惟一的结论：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不可能有接下来的改革开放，更不可能有接下来的企业家建设与发展。正是这位虽然退休但是权力依然无边的老人，在南方说了一些要开放，要发展经济的重要讲话，释放了巨大的政策空间，也释放了太多的意识形态捆绑，从而激活了中国人巨大的创业激情。

   但是如果不是站在制度的背景之下，而是选择站在市场的主体角度，人们能够找到另外一种解释路径，这种路径与时代的变迁有关，与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普遍的精神风景有关。当宏大的使命感破碎，当生活被拦腰斩断，或者说，当众多的人们热情被冷却，剩下的去处，就是生意，就是挣钱。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话语方式，靠近人性，贴近生活，也具有某种妥协性。我印象中的1992年，的确是一个价值观的中转站。此前，年轻的人们捏着诗歌、油画，或者是口号和梦想，餐风露宿，激扬文字，为了那一份想象中的自由。是1992年让一切变了模样。灵巧像蛇的人们，集体走上了财富之路。当时当地，可以说人们打算用财富来消解过剩的热情，也可以说，热情有时候也会毁灭人生，为什么不脚踏实地去挣钱呢？

    换一句话说，或许正是因为社会的隐形变革，人们精神的普遍性转型，让年逾古稀的邓小平先生更加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不可逆转性。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邓的态度如此坚决，让那些还在观望的人们放弃了观望，由此，中国终于又回到了改革开放的轨道之上。

    在各种有关1992年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中，有点经济学训练的人们，会走向企业家理论。的确，1992年是中国的企业家元年，这样的分析方法，既可以讲故事，也可以稍作归纳。总之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思考路径，早几年，北京大学著名的周其仁教授出版过一本书，名叫《中国作对了什么》，事实上这是周先生参加科斯年会的一个论文稿，原名叫做：邓小平作对了什么。记得周先生讲了三个意思，一是中国人终于承认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确保中国人从此来到了市场经济的合理轨道上；二是与农村土地和企业资产有关的产权界定，让中国人拥有了发展的市场基础，产权精神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市场中最为重要的逻辑起点；第三，则是把企业家请回来，的确，邓小平先生首先是请回来了著名的荣毅仁、王光英，接着请回来了众多愿意在市场里摸爬滚打的乡镇企业家，如今的92派企业家，事实上也是邓小平先生请回来的，他以年逾80的老迈之躯，在南方讲述了一些市场经济的常识，那些有志于市场，有志于一种不同人生风景的人们，就以企业家的名义，出现在中国大地。

    事实上，邓小平先生把企业家请回来，并不是一种静态的陈述，甚至不是一种当下的临时行为，事实上这是一种历史的思辨、历史的传承。熟悉近代中国经济史的人们，想必记得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的著作，《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说的是1911年至1937年这20多年的时间，由于晚清帝国的崩塌，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了一段无序的时期，这种无序，一方面体现为经济学层面的小政府格局，一方面则是民间自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延展。正是这种双向的自由秩序，中国的企业家开始爆发式成长。费正清主持的《中华民国史》，非常认可白吉尔先生的研究体系，黄金时代的历史名号，由此而来。

    是的，1911年到1937年，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或者说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再次上路，事实上都是对黄金时代的历史传承。这正是我深入思考的地方。如果说对邓小平南巡事件的突出解读，是一种从上而下的宏大叙事方式，如果说对人们经历重大的历史变故之后政治热情的式微现象的分析，是一种基于历史变迁的政治史或者思想史解释，那么，沿着周其仁先生和白吉尔先生的小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双向维度进行解读，则是一种经济史范式的解释。必须强调的是，92派企业家的出现，主要是一个经济史事件，或者是经济史维度下的企业史事件。我的意思是说，或许沿着经济史的逻辑深入分析，更有助于人们理解和发展92派企业家现象的价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人类社会留下了一份美好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这就是社会选择理论。她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完全能够自愿合作、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必完全依赖作为“利维坦”的国家。我想说的是，事实上近代中国的经济史变迁，以及今天我们加以分析的92派企业家现象，鲁商集团20年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印证奥斯特罗姆理论的大好案例，无论如何，今日辉煌的鲁商集团，事实上是一群企业家自愿合作，自主发现市场，自主市场竞争的结果。

    想当年，1895年中日海战之后，晚清的一批官员看到了国家积弱的趋势，看到了朝廷大政府主义的苍白，于是做出辞官从商的人生选择。张謇是一个值得反复研究的人，他是晚清状元，但他的人生，却是企业家的人生。更加重要的是，张謇的意义还不在于仅仅是一名企业家，他是以南通为地理属性的、真正具有民间自治领袖意义的现代人。事实上，当时当地，张謇并不孤独，反而是一种大势。

    所谓借古喻今，我想说出的观点是，92派企业家的出现，更加有影响力的价值，可能是中国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风波之后，政府有限退出市场，官员或者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偶然催生了一定意义上的民间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的竞争秩序。这是可以量化的指标，比如92派企业家在产权上占了优势，普遍介入到市场竞争性的行业，并且试图沿袭发达国家的企业战略模式，这意味着92派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基于开放社会的精神。如此，今天的研究者，对92派企业现象的挖掘，就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深了，而是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