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金山》2008年第3期，作者：杨海林，原题：《老于》

    老于是我的小学老师。上海人。

    刚来的时候，还是个青皮后生，我们村的支书把他喊做人秧子，他和另外两个知青一起被分到我们村，一个个缩着脖子，两只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像被支书拎回来的鸡。

    那时村里刚建了小学，支书认定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化，便把他们安排到学校里教书。

    这三个人，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普通话，而私下里，他们讲的是上海方言。

    还有许多让人费解的习惯。

    其中的一个做鱼之前必定要将鱼用酒精腌一遍。

    另一个很快和我们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我们都以为他是铁了心要在我们这里扎下根，哪知不是这回事。

    结婚的第二天，第一堂课刚结束，他就急急忙忙往家里赶。

    一会儿，就被他婆娘拿着扫帚撵了出来。

    原来他是不习惯我们学校的露天茅厕，结婚的目的，是因为他发现我们这里的女人可以在家里用马桶方便。

   男人用那玩意，那还叫个男人吗，所以，他婆娘看见他解裤子要往马桶上坐，就拿了扫帚撵着打。

    不久，就跟他办了离婚手续。

    只有老于——那时候还是小于——没有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毛病。

    老于老老实实地待在学校教书。

    我们村的支书说他整天就知道勾着个头跟鸟算账。

    这话，一半是骂他太老实，另一半，是夸他太老实。

    老于真的很老实，甚至连夜里流眼泪，也绝不让第二个人知道。

    返城的时候，支书几乎没怎么犹豫就把那两个知青放走了：

    晚上，老于在支书家磨磨叽叽了半夜，支书才连估带猜弄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也想回上海。

    那可不行。

    支书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为啥，阿拉也是上海人。

    上海人也没啥，谁叫你搞了我闺女。

    老于听了这话急白了脸，一边抹泪一边用我们当地的土话说你别往我脸上胡吣，你心里是不放我走。

    嘿嘿，小子哎，你说跟我闺女没那事我也承认，但你要硬头走，我就得拦着你。

    你试试。

    老于晚饭也没吃，提个包就走了。

    一个星期后，果真又回来了。

    没有支书开的证明，到了上海，人家不接受。

    老于默默地淌着眼泪，跪在支书家门口。

    支书叹口气说你走了，我们村的孩子就没人教了呀。

    进屋吧，进屋喝杯酒，就算是叔给你饯行了。

    喝了很多酒。

    到底拿着了支书写的证明。

    要走。

    支书说明天走吧，你喝了不少酒呢。

    老于说我实在是呆够了呀，这里，白天只能看看太阳，晚上，只能看看月亮。

    我是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呀。

    那你可得走好，你还是个人秧子，嫩得很，要是上海不好，还回来找咱。

    不会的不会的，我永远不会回来了。

    老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

    第二天，却被人抬了回来。

    我不走了呀，我跌进了路上的一个土坑，我的腿折了，你，还要我吗？

    老于哗哗地流着泪。

    要，咋会不要呢，腿折了，你一样可以教书哇。

    支书喜孜孜地说。

    支书的闺女服侍了老于三个月，老于才下得床。

    下了床，就和支书的闺女扯了结婚证。

    认认真真地待在村里的小学教村里的孩子。

    直到我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

    临走前，我去看望老于。

    老于已经生了重病。

    支书坐在老于的床头陪着他唠嗑。

    支书说我对不起你呀。

    支书说你回去的那晚，是我让人在路上挖的坑。

    我为的是咱村的孩子呀。

    老于说我早就弄明白了。

    支书说那你恨我吗。

    一开始恨你，后来，就不恨了。

    还感激你呢。

    你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

    老于又回头对我说，到了学校，替咱好好看看上海。阿拉过去也是上海人呢。

    说这话时，老于扭过头，用枕巾蒙住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