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业化”浪潮中完成产业的转型

    陆磊认为，中国当前遇到的挑战源于全球经济“再工业化”，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他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贸易结构变化正在倒逼中国必须实现产业的转型，“我们的劳动力供求缺口在2011年已明显出现，工资水平在六年间增长了三倍”。

    除了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中国的贸易结构也正在发生调整。“2011年一般贸易额是加工贸易额的两倍，但一般贸易主要贡献逆差，而加工贸易又在萎缩。”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另一特征是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各位最近看到的资本外逃以及人民币的退守，体现的是国际市场对中国的悲观反应。”

    产业科技含量提升

    关键在于金融资源配置

    陆磊认为，中国再依赖外需导向的增长引擎必然会熄火，“中国和广东世界工厂的地位迟早要闭市。”

    那么全球“再工业化”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的产业要如何转型才能适应“再工业化”的要求？陆磊认为，美国是“再工业化”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美国可能找到了经济再平衡的战略目标，即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可贸易化，原来的知识产权、远程服务、软件等行业形成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范畴。”

    陆磊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服务业可贸易规模将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推动引擎。未来十年，全球服务可贸易比重有可能从目前不足20%推进到40%，而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和庞大的债务有可能成为历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服务贸易上并不占优势。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赤字总额达219亿美元，2011年迅速扩大到554亿美元。可以预见，随着服务贸易的比重增加，中国在货物贸易所累积的顺差正在迅速消减。

    陆磊指出，中国要想在“再工业化”浪潮中不被边缘化，必须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而佛山的产业发展走在广东乃至全国的前沿，应当先行先试。“我一直认为广东未来几年应该做进口替代，改变服务贸易逆差的格局，摆脱技术层面依托美国为代表的先进经济体，在珠三角诞生我们自身的技术。”

    对于如何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问题，陆磊认为关键在于金融资源的配置。他指出，中国的金融资源仍然较为丰裕，“2009年中国广义货币M2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1年广义货币相当于美国的150%，而GDP只相当于美国50%多一点，说明我们的资金是有的。”

    “资本市场是否会把我们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我们所期望的能够在未来形成经济增长点的行业或领域，以此来上抬经济增长的天花板。”陆磊认为，金融与产业的结合是中国应对“再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产业金融中心的建设

    建立在传统民营经济上

    在千灯糊产业金融论坛上提到的“再工业化”问题在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实际上，在8月17日召开的佛山第二届专家顾问第三次会议上，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教授也提到了佛山要紧紧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否则佛山的产业就只能永远替别人做加工。

    丁力认为未来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为支持的智能工业革命将到来，佛山应该大力发展这些战略主导产业。丁力指出，佛山有着很好的民营经济基础，产业的转型升级应该建立在这些本土的民营经济上，充分发挥固有的优势。

    对于发展产业金融，丁力认为要想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就需要在制度上进行调整。“过去十年，佛山市的建设在往前走，但民营经济的发展却在往后退。”他指出，佛山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传统优势有减弱的迹象。他认为政府在招商引资的同时更应该向本土企业倾斜，“要把产业的转型升级寄托在本土民营经济身上。”

    “再工业化”是挑战，也是机遇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传统依靠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出口疲软，内需不振，投资泡沫持续挤出。对于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有观点认为是中国传统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再工业化”引起的经济格局调整，中国必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才能抬升经济增长的天花板。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凭借的是全球产业链格局的重构，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大部分产能，“世界工厂”的地位由此奠定。但是仅仅依靠承接低端的产能难以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依然需要消耗自己的资源来为全世界提供商品。

    “再工业化”虽然对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形成挑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全球经济几百年的发展史证明，经济强国地位的交替总是在一次又一次工业革命中完成。中国如果能够把握这些“再工业化”的机遇，中国将有望实现产业链的前端化和“经济强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