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景德镇见了环球陶瓷公司（以下简称“环球”）的董克勤，他现在正忙着用“景德烧”这个招牌在做酒瓶子。

      说起曾经的“宝蓝瓷”，不由我们不唏嘘。如果要我现在给董克勤漫画造像，我会把他画成一个高产的母亲。生一个，没带活，又生；还没带活，再生；这回活了，却是个长不大的倭瓜，没办法，接着生……表面上看，这要比那些习惯性流产的强些，好歹都能生出来，可实际上更遭罪。

     （一）

      2009年1月，“宝蓝瓷”问世时，CCTV在《晚间新闻》和《新闻联播》中曾经两次做了报道，称“宝蓝瓷”是“中国企业以产业创新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代表和典型”。

      当时的情况的确比较糟糕。

      2008年10月，景德镇的地方媒体曾经有关于环球裁员的报道，那篇报道的背景，是环球在那年的秋季广交会上破天荒地无功而返，曾经是IKEA（宜家）、METRO（麦德龙）、GIBSON（吉普森）等国际商业巨头供货商的“环球”，居然没从广交会上得到一份外贸定单。

      如何从这样一个困境中脱身？

      不同的企业——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同的企业家”——有不同的选择。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企业选择了“冬眠”的作法，楼盘封盘，工厂放假……将内耗降到最低以求生命的保全与蔓延；但“环球”却选择了一条逆风飞扬的道路，居然在这个时候提出全方位研发转产，将已经熄灭的外贸生产线重新点燃，将在家待岗的近千名工人重新召回，启动了“景德宝蓝瓷”的全面上市计划。

      这是一种掉头突围？还是一种孤注一掷？

      当时有记者在“景德宝蓝瓷”见面会上向董克勤发问：这一产品的市场在哪？董克勤除了“内需”二字，似乎并没有拿出更多的计划或者目标。尽管与会代表对“宝蓝瓷”几乎一致看好，但很多人心里疑惑的是：在那样一个经济环境下，人们还有消费的欲望与热情吗？

      接下来的事实似乎往好的方向发展。

      在那年的华交会和广交会上，“宝蓝瓷”的设计理念和思路得到了很多客商的肯定，著名的“夜上海”和“玉玲珑”都纷纷下定单，成为“宝蓝瓷”的用户……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被认为“能代表景德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新产品”，却在进入市场培育的最关键时刻戛然停产，是一种“渴死在井边”般的惨烈。

      （二）

      我个人认为，“环球”是个很有想法的公司，你不同的时候去，总会有不同的发现与惊奇。

      比如，2005年是“宜家”们简单不简约的小资，2006年是“美人醉”云鬓半偏的流行发布，2007年则是“哈哈尼”烂漫一片的童心大发……这样的企业往往是媒体的宠儿，所以，董克勤最近几年在景德镇、乃至整个陶瓷业，简直就是一个“企业超男”，频频出镜，咣当乱响。

      这是一间典型的“炫公司”。

      什么是“炫公司”？形象一点说，就是外行人看着挺热闹、内行人咋看也看不出有什么门道的公司。比如“环球”，不用说和传统的陶瓷作坊比没个正型，就是和现代化的陶瓷企业比也是很不正规、很不严谨。它就是一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Bad Boy（坏小子）”。

      这样的“坏小子”，本该是VC（风险投资）的最爱。

      “环球”的成就有目共睹，它不仅能让众多的官员前往视察，也应该能让很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风投资本绣球暗抛，围绕着“环球”的“哈哈尼”、“美人醉”和“宝蓝瓷”等项目，我们看见一批批的职业经理人云集与存在，他们不仅在技术、工艺和管理上提供专业的支持，更在市场和文化层面上，锻造全新的陶瓷文明。

      在景德镇，类似董克勤这样的企业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非常遗憾，资金成为勒在董克勤脖子上的那道绳。

      据《江西日报》报道：资金短缺是“环球”难以克服的最大问题——由于前期研发和生产，“环球”已经投下700万元巨资；同时，作为一项新产品，“宝蓝瓷”至少需要300万元的生产流动资金和市场培育经费，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靠自身投入已是捉襟见肘。有消息称，仅仅开工四个月，“环球”就难于应对工人的工资，甚至面临接到订单却没钱为产品做包装的尴尬……

      “环球”只好将员工裁减到30余人，回到作坊式小打小闹的生产状态。

     （三）

      对“环球”这样的大规模生产企业而言，没有银行贷款的注入，或是在短期内不能引进战略合作伙伴，还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环球”曾向银行申请贷款，但因没有资产担保，银行无能为力。《江西日报》的报道说，据其了解，“环球”成立10年来，从未得到过一分钱贷款，这不仅是该公司难以应对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也是景德镇陶瓷企业普遍遇到的一个发展中的难题，它无疑成为制约景德镇陶瓷制造业逐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2009年“两会”期间，北京的一家新闻媒体报道说，一直阻碍中国中小型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融资“玻璃门”在政府主导、民间以“草根金融”等方式参与的多种手段撬动下，看到了松动的“曙光”。该报道说，虽然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推动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扶持，可是由于存在诸多技术性问题，政策虽然“看到了，但没有落实”。

      究竟是什么“技术性问题”，能够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树起一道“玻璃门”？

      类似“环球”这样的景德镇中小企业，对这个问题应该有自己的亲历与感受。

      几年前，一位银行的行长在调离景德镇前曾经告诉我，他最遗憾的是没有向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放贷过一分钱，而这点遗憾同时又是他最庆幸的。1997年，我在采访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时，当时就有银行业的知情人士向我透露，这个所谓的“日用瓷生产航母”企业在拨改贷的转型期间，背负了巨大的信贷成本。“我们不可能将放给他们的贷款收回，哪怕是这艘航母上的一颗铆钉。”

      类似个案，直接导致景德镇金融业对陶瓷业的“敬而远之”。

      这不是景德镇政府或者企业的错，而是体制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