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次房地产调控，舆论最大的期望，就是能让房价降下来。房价没下降，那就说明调控无效，成了“空调”。

      但更多时候，指望房价被调下来，只不过是公众舆论一厢情愿的想法。曾有地产商任志强机警地指出，政府近年来出台的N个国N条楼市调控新政，没有一个明确要求让房价降下来的，通常用到的表述是“遏制房价过高、过快上涨”，意思是说，允许房价继续涨，但不要涨得太快、太猛。

      是政治术语故意愚弄民众智慧？抑或政府在调控面前缺乏诚意？这的确是一个复杂问题。实质上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谁不愿意让房价下降？仅仅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吗？在我看未必尽然。

      最近，北京市通州区有一个叫JMGJC的楼盘，上演了降价导致流血冲突的惊心动魄一幕。阻止降价的不是别人，恰是该楼盘的一帮老业主。

      2010年，乘着房价狂飙的势头，这个实价不过几千元/平方米的楼盘把房价狂推到2.6万元/平方米的天价位置，从而导演了北京房价五环超三环、郊区超市中的“倒挂”一幕。然而，爬上去容易，下来可就难了。

      2011年，限贷、限购、限价，北京楼市调控持续加码。涨得过快过猛的JMGJC陷入死局，连续半年不出货，开发商一下子就急了。没办法，只能降价。于是，单价就从最高2.6万元/平方米骤降至1.9万元/平方米，继而再跌至最低1.3万元/平方米。

      如此“腰斩”房价，那些先前以超过2万元/平方米单价购房的老业主立刻就坐不住了。“这等于是让我们的资产瞬间蒸发百万元！”于是，业主们越聚越众，从静坐维权，到宣示“血战到底”，直至发生拦车、械斗，期间或有“开发商买凶伤人”等刑事案件。

      老业主们“血战到底”的鲜红标语，血腥而刺激，让那些原本打算降价出货、以价换量的开发商心惊胆寒。看看吧，这就是开发商主动降价的下场！

      类似的场面近年在北京已经出现过多起。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2009年的北京楼市也曾一度陷入过僵局，时有大牌开发商远洋地产主动降价，以“特价房”形式推出上百套降幅超过30%的房源，也是让先前的老业主炸了锅，纷纷走上街头“维权”、要求开发商退款、退房。

      北京的开发商面面相觑。一家公司的老板颤巍着对笔者说：“我要是主动调价，你信不信我先前的3000个老业主能把我宰了？非得凌迟处死我不可！”

      实际上，这样的事例多了以后，不只是开发商对降价心存忌惮，即便是政府，也开始从“社会学角度”甚重考虑了。他们发现，房价真是降不得，房价事关“维稳”重任，一旦把房价调下来，极有可能会引发民怨沸腾、社会动荡、执政根基动摇……

      此外还有银行。也担心房价降了以后会险象环生，诸如土地抵押贷款资不抵债、开发商卷款跑路、房奴业主们拒还房贷，届时无疑将烂账如山，压垮脆弱的金融系统。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就是从房价下跌上来的么？

      房价不能向上也不能向下，看来只能向左或向右了。中国的房价越来越像一个潘多拉魔盒，里面藏着魔鬼，将各种相关利益人群裹挟其中。一旦房价下降，让盒子打开，这个魔鬼就会腾空而起，面目狰狞。而制造这个魔鬼的，不是别人，恰是中国重力加速度的超常规城市化进程。

      社会学家有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史无前例的农民进城运动。人口的迁移、流动，规模之大堪称全球之最。在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背景下，住房问题就成了一个矛盾特别突出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话说回来，在中国期望房价下降呼声最高、心愿最迫切的群体，恰是被城市化重力加速度甩下来的弱势人群。我将这一人群概括为两类：其一是被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抛弃的一群人，其二是被中国户籍制度抛弃的、城市外来人口。

      先说被房改抛弃的一群人。1998年我国实行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国家决定采取住房的货币化分配，一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实物分房，福利房时代宣告终结。而在1998年的一年当中，总计有上千万套的昔日公房、福利房以“房改房”的名义被低价私有化，分到了个人手里。这些人大部分是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他们通过“房改价”买到了原来租用单位的房子，将其变成了有产权的私人房产。所以，上千万个家庭，借助房改政策，一夜之间就从无房户变成了有房户。不具备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这层社会身份的城市人群，就成了住房困难户。这就是1998年前后发生的事实。

      再说第二类人群——城市外来户。1998年房改以后，我国住房市场迅速向市场化发展。有限的住房保障资源重点向城市户籍人群倾斜。对非户籍的城市外来人群，仅有商品房市场一条供应渠道。所幸当时商品房价格还没有高得离谱，一些精明能干、先富起来的外地人靠买商品房逐渐在城里扎了根、置了产。但随后，加速的住房商品化却甩掉了更多的城市外来人口。不断攀升的房价迅速超过了大多数人的工资收入增长水平。将那些外地人中的无房户也变成了住房困难群体。

      因此，在这场迅速的城市化浪潮中，造就了中国特殊的住房持有格局：在一个城市当中，既有有房子的家庭，又有有多套房子的家庭，还有没有房子的家庭。而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没有房子的家庭其实相对占少数：一个多次被引用的数字是，中国的城市住房自有率已经达到87%以上，堪称全世界第一。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还不足60%。当然，也有人称87%的住房自有率是一个伪命题。

      正因为上述住房不均等格局的出现，面对同一个住房市场，就有了不同的视角和声音。这其中，无房者跟有房者跟有多套房者，各自的利益诉求截然不同。

      有意思的是，如果从“阵营”的角度去分析各种舆论声音，你会发现他们多少都带着各自群体的诉求。有学者曾指出，近年来媒体对房价问题抨击最为猛烈，因为媒体从业人员大都是80后的年轻人，财富积累还不足以买房，是典型的住房困难群体。因而他们怀着愤怒抨击房价。

      而反对征收房产税声音最大的，往往是政府官员，因为他们利用职务优势，捞到了多套房产，如果开征房产税，首先要交税的就是他们。

      对于超过“87%”的、已拥有房产的人群，试问哪一个愿意看到房价下跌、资产缩水呢？于是，这种坚强预期一旦形成，就成了支撑中国房价只涨不降神话的心理基础。但问题是，有没有一项经济学理论，也能够支撑这个神话？

      曾有一位经济学人对笔者摇头：中国的住房投资者，最缺少的是一次风险教育，因而才会一直那么猖狂地炒房。中国的股民已经经受过风险的洗礼，因而股市投资渐趋理性。遗憾的是，中国的房市，因为有太多力量、利益为击鼓传花的游戏撑腰，致使房价回归理性被人为阻断。最终，不让房价稳步下降，房价就只能在外部不可抗力（比如再来一次金融危机）的作用下坍塌、硬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