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我从南宁到了重庆；23日，又从重庆到了上海；24日，回到北京；7月26日，又从北京到了乌鲁木齐——我不说你也知道，我选择了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来完成如此幅度的空间挪移——我本来是计划从上海直飞乌鲁木齐的，但单位上说有一重要的采访必须由我来完成，只好在改道北京飞乌鲁木齐。

      上海的朋友曾经建议说，“体验体验京沪高铁吧！”，我拒绝了。

      就在我拒绝的当口，温州地界两列动车撞到一块去了。我们当时不知道，还在徐汇区高邮路一个优雅的小院子里品茗，那晚上海有点雨前的发闷，晚风尽管不烫，但也不凉，我们的话题，围绕着一种叫“无刺红花”的植物展开，这种植物的籽榨出的食用油，据说是目前世界上亚油酸含量最高的油品，因为这点，它已经成为中南海的保健用油。

      我们接下来的新疆之行，其实就是去赶这种红花的花期。

      此前在重庆，也是一个晚上，在嘉陵江边，我和我的几位同事也是坐在一个优雅的院落里——那其实是国民党上将陈诚在重庆时期的公馆——我们的话题是一个占地550亩的地产项目，叫“重庆总部城”。那位开发商在“陈诚公馆”的门廊和我们握手告别时，屋里的灯光透过五彩的窗玻璃，与上好的咖啡香和冷气纠结在一起，共同氤氲着一种老版影片的气氛，那一瞬间我有点迷离。

      种种风景与风情，让我毫不怀疑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伟大的盛世。

      直到坏消息传来。

      7月24日晚上，我搭乘的航班被告知“因为天气的原因”而被延误，我在虹桥机场T2航站楼，和北京的同事通着话，听着北京电闪雷鸣的风雨声，从傍晚18：00，一直等候到凌晨2：00，回到北京已是25日的“东方之既白”，飞机落地之后，有一女孩向家里报平安，“我们没被雷电击中，没被追尾……”旁边的人听了，面无表情。

      它真的不好笑。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一直在读罗斯·特里尔的《我与中国》，作者是哈佛的教授，一位澳大利亚人，同时也是《毛泽东传》和《江青传》（港译《红都女皇》）的作者，一位社会主义实践的支持者——起码是不反对——和红色中国友善的社会观察家，即便是中国最不堪的文化大革命，在罗斯·特里尔的笔下，也不过是一种走样的理想所致。

      中国人读这样的书，是很容易被自己感动的。

      就像飞驰的列车让我们感觉到的是速度与激情，而不是亡命；就像穿透动车司机的闸把让我们认知的是一种责任与牺牲，而不是杀戮；就像现场哭泣的司乘告诉我们他们其实是为人民的生命与财产担忧与担责，而不是恐惧；就像富裕的温州人在血库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是一种人性的启蒙与苏醒，而不是愤怒；就像铁道部那位新闻发言人面对两岁的幸存者只相信是奇迹，而不是揭露……

      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笃信“多难兴邦”。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个从地震废墟中不仅自救、更成功实施救他的孩子，与中国队旗手姚明并列行走，那孩子的蹒跚立刻让世界为之动容，我们这个绵延5000年而不绝不灭的文明，有着足够的智慧去直接触动人类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人们除了感动，还是感动，还是感动，还是感动……

      我们真的不知道，一个视死如归的民族，只会让世界战栗，而不是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