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曾经发布过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现在，这份报告的预期正在一点点地变成现实。

      国研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研究”课题组的专家指出，当前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根源在于，中国尚未建成完全平等的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及其相关的调节机制和配套制度。这个课题组因此建议政府应重新设定农民工户口迁入城市的条件，对有留城意愿而又通过多年就业在城市站住脚的农民工允许其定居，并在住房、入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配套改革。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各级政府正在为它的城市化进程提供制度保障。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就已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人口被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吸引过去，度量城市化的标准因此被定位在“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当中”。按照这个标准，在1850年以前，人类还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被描述为城市社会；在1900年，只有一个国家的首都可以算作是，即英国的伦敦；到1970年，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也就在这一年，地球上有50个城市的居民数超过了100万。

      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得有点晚，但也正因为这点，发达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问题应该成为我们的预警，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和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借鉴。比如很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见证过这样一个现象：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充分的就业，城市居民如果没有充分就业提供的生存保障，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最近几年里，我一直在关注中国城市贫民的生成与存在。

      1995年 3 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政府首脑会议上形成的一份文件曾经试图用一种并非严谨的叙述来为城市贫民的贫困状况做一界定：缺乏延续生命的收入和生产资料，饥饿和营养不良；接受教育和其他基本服务的机会有限或没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无家可归和住房不够；环境不安全、存在社会歧视和排外现象……

      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避免类似描述在中国城市的出现。

      当大量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涌入城市时，城市给他们准备的不应该仅仅是生活的空间，还必须考虑这批新生的城市居民如何谋生的问题；城市管理层有必要考虑，是否能在一个充足的水平上提供出教育、医疗保健、城市交通以及干净的环境？是否会由于管理经验的不足造成城市管理系统出现前所未有的紊乱、进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城市的爆炸？

      （二）

      户籍制度的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公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第90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这项权利。但是，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户口管理登记条例，其第10条规定，公民从农村迁往城市，须持有城市劳动机关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证明中的一种。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居住和迁徙的权利就不复存在了。 

      1975年《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被取消了。1978年、1982年的《宪法》中也没有恢复。虽然近年来在户籍制度方面作了一些改革，但是在1988、1993、1999年3次修宪时，均未涉及这一问题。

      有学者指出：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被取消、而建设市场经济后惟一没有彻底恢复的公民权利。 

      应该认识到，恢复这项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彻底恢复公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 

      有资料显示，过去20年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20％，而且随着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大，我国就业结构转换的空间仍然是很大的，这主要表现在，目前我国农村约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随时准备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如工业）。

      而劳动力流动的根本障碍就是户籍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刘尔铎教授曾经提出过户籍变法的四部曲：首先，要弱化城市户口的附加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削减城市户口的“特权”，最终“抹平”两种户口间的差别；其次，强化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让在城市务工的外地人有饭吃；再次，要缩小国企和私企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增强私企对外来人口的容纳作用；最后，要增加对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的管理，实行一个人终生一个代码制，使得户口可以自由流动，成为“动态”的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