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工作会议

    今年第四次联合国气候谈判10月4日在天津开幕，其中一个重点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12次会议。

    所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一个总体框架。它于1992年由各国领导人正式签署通过。目前，190多个国家加入《公约》，这些国家被称为《公约》缔约方。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公约》的一个缔约方。

    《公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资金和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

    《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自1995年以来，《公约》缔约方大会每年召开一次。2007年，为制订2012年后的应对气候变化长期行动，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并称之为《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

    工作组原本应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时结束使命，但哥本哈根大会形成的《哥本哈根协议》延长了工作组的授权。天津会议是该工作组的第12次会议，它将逐条讨论在第11次会议上形成的谈判案文，以便送交《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即今年年底的墨西哥坎昆大会讨论决定。

    亮点

    中国青年再次自发组团 参加气候变化谈判

    10月2日，COP16中国青年代表团16名成员来到天津，将参加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这是中国青年第二次自发组团参与气候变化谈判。

    在天津举办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COP16中国青年代表团将负责把ECO、TWN两份重要的气候谈判简报翻译成中文，让更多读者了解天津气候变化谈判的进展。此外，代表团还将与国内外的气候变化谈判官员、NGO、青年以及相关企业交流学习，熟悉议题和谈判形势，同时为为年底参加在墨西哥举办的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

    “我对你说”活动是COP16中国青年代表团的策划之一。500多位中国青年写下个人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并拍摄照片在互联网上传播，更多青年人借此了解到气候变化知识和今年将展开的气候变化谈判。对外经贸大学大三学生、代表团成员杨馥荣说，目前参与该活动的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据中国青年代表团代表李丽娜介绍，参与天津气候谈判的青年，还将通过网站、微博、博客以及线下活动等，传播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对谈判的感受，不仅向国内外展现中国青年气候态度和行动的同时，还要吸引更多青年人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去年12月，40多位中国青年自发组成COP15中国青年代表团，参与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谈判，这是历史上第一支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中国青年团队。他们在哥本哈根亲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与各国非政府组织交流合作，与中国政府代表团官员交流，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第一次展示了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承担环境责任的决心。

    但组织一支青年团队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并不容易，李丽娜说，今年的COP16中国青年代表团虽然成型，但接下来如何找到足够赞助，让每个青年人都能现场参与气候变化谈判，还不确定。“青年人是未来，需要社会的更多关注。”

    重点新闻

    中国将出台首部碳交易管理办法 鼓励碳交易试点

    10月6日，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官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上透露，《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已经过反复修改，目前基本成熟，将“争取尽快出台”。

    目前，中国已有3家主要的碳排放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尚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控义务的情况下，这些碳排放交易所希望推动自愿减排。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前述三家交易所均做起了自愿减排的单子。其中，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更是借助世博会召开之机，推出“世博自愿减排”活动。

    不过，这三家交易所的自愿减排交易生意比较清淡，且大多具有“演示”性质。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处长王庶在此间另一个关于碳市场的边会上说，自愿减排以企业社会责任和个人觉悟作为交易前提，技术条件虽已基本具备，但在缺乏总量限制激励的情况下，需求十分有限。

    此外，王庶表示，交易市场存在制度不规范，减排量核证机构没有资质认定；信息披露平台尚未建立；各交易所委托不同的核证机构，采用不同的核证标准等问题。

    有鉴于此，国家发改委已从2009年起着手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召开了多次讨论会，根据各有关部门、地方发改委、交易所和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

    “我们将争取尽快出台自愿减排交易暂行管理办法，规范自愿减排碳交易活动，”王庶说，“同时建立中国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目的是保证交易的公开、公正和透明，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王庶还说，中国将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探索碳排放交易，结合低碳试点工作，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交易制度和监管体系等。“通过调研和探讨，我们认为市场机制是应当气候变化的工具和手段之一，完成中国政府承诺的202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在王石看来，尽管目前中国碳交易市场可能从电力行业首先发力，但房地产业最终一定会纳入指标。“因为包括民用建筑，公共建筑在内的建筑耗电量是社会总耗电量的大户，占35%。”

    据他介绍，从今年起，万科在北京、上海的新开工项目均按照中国绿色建筑三星级的非强制标准建设施工，其他地区将会采取逐步试点建设的方式，以此将建筑能耗降低65%。按此计算，到2020年，仅万科一家企业就可为中国碳强度目标贡献千分之一点二。如果房地产行业都采取相同的绿色建筑模式，那么整个行业对碳强度目标的贡献率可达12.6%。

    “可以说，一旦碳排放指标作为硬性指标分派至各个行业，碳交易市场的潜力巨大。而通过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降低排放量的企业很容易通过碳交易的方式将节省的碳排放指标卖出。”王石说

    花絮

    中国高级谈判代表：气候变化谈判为什么在天津召开

    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天津会议召开之前，中国一位高级谈判代表说，发达国家恨不得这次会议开不成，正因为中国做出了贡献，谈判才顺利召开。

    中国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政策和谈判处处长、高级谈判代表李高在北京一次面对NGO和媒体的论坛上说，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对今年的会议做任何安排，造成今年年初几个月的混乱局面。而且发达国家对主渠道谈判没有热情，不希望进行多边会谈。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的积极推动，这次会议才最终决定召开。

    李高说，往年发达国家出钱举办此类会议，即使发展中国家承办，发达国家也会捐钱。但今年发达国家不愿办，也不出钱，“发达国家恨不得办不成，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挺身而出，谈判就会停止。”中方为了推动谈判进程，决定承办10月份天津会议。

    这是中国在20年谈判进程中，第一次承办公约议定书下的谈判会议。

    李高说，要找那么大的开会的地方，并不容易。因为不能什么活动都在北京搞，所以中国政府联系了武汉、杭州、大连等地，但都不行，有的城市没有符合条件的设施，而有的城市有设施没档期。最后天津市做出牺牲，原来安排在梅江国际会展中心的会议为谈判会议让步。10月1日至7日是全国假期，一开这个会，整个长假就报销了，所以中国原来主张在10月7日以后召开会议，但因为和其他的会议冲突，于是只好再调整方案，中国代表团、和东道主天津市都把休假取消了。“我们做的一切体现了坚持公约议定书下主渠道谈判和继续往前走的政治意愿。”李高说。

    语录

    中国农村成为更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

    中国农村的化石能源消费增长率已经超过城市。2007年，这一数字在农村为9.42%，而在城市则是5.47%。另外，农村的能源结构也产生了很大变化：2001年，非化石能源所占比例为59%，化石能源为41%，而近年的数据为29%和71%。在这些能源消费增长的农村地区，大城市周边有尤为明显。2008年，北京和上海周边的农村在所有农村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排名前两位。 ——中科院博士肖云汉

    天津会议的亮点在于中国举办

    这次的天津会议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承办联合国框架下的正式谈判会议。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桌上分量的变化是所有参与或关注这个进程的人都能够清楚感受到的。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增长迅速，对气候变化成因的贡献越来越大，这当然也使得中国在谈判中受到的各方压力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国力的日益强盛也为谈判添加了更多的筹码，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抵御各方压力的能力也在增强。中国在平衡经济发展和气候保护方面的努力和经验教训，对于全世界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说到底，谈判桌上的较量还是离不开谈判桌下的实力支撑。在如今的国际竞争力比拼中，低碳发展的实力才是王道。所以说这次天津会议的真正亮点，便是有机会实地考察中国低碳发展的实践。——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

    希望发达国家践诺筹款

    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2010年到2012年每年提供1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基金”，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笔钱不应当是空头支票，更不应该是在资金来源和金额上弄虚作假，仅仅将原有的援助项目贴上气候标签。这既不利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信任，也违背了国际社会基本的诚信准则。发达国家今年能否兑现承诺，筹措到3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将是墨西哥坎昆会议能否取得成果的重要标志，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重建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希望今年年底在墨西哥举行的坎昆会议能明确这笔300亿美元的启动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细则。——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

    决定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的是各国

    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这个目标分解到“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要降低20%左右。到去年底，只完成了单位GDP能耗下降15.61%的任务，今年要下降5%左右才能完成。我国主要采用了结构节能，淘汰落后产能、在第二产业中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等手段。在“十一五”前四年，通过上大压小，淘汰了小火电机组6000多万千瓦，相当于英国全国装电机组容量；淘汰了落后的炼铁产能8000多万吨、炼钢产能6000多万吨、水泥产能2.14亿吨。截至今年7月15日，又淘汰小火电机组1071万千瓦，中国5年里淘汰小火电机组7000多万千瓦，可以说中国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下了决心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还采取了技术节能，通过以奖代补方法鼓励节能改造。在“十一五”前四年，中央支持补贴的2000多亿资金用于技术改造，这只占全国节能技术改造总投资的15%左右。这说明我们为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的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效果也比较明显。2006-2009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4.5%，工业产品结构继续优化。中国并采取建筑节能和交通节能等。中国政府提出的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已经过全国人大批准，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政府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这一目标。——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