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先驱”二字，我们这代人毫不陌生，小学、中学教育中，充满着关于“先驱”的词汇，充满着关于“先驱”的诠释。至今说到“先驱”，总让我联想到革命先驱，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很多都演变成先烈了。按理说，现在太平盛世，大半个世纪没有什么革命（“文化大革命”例外）了，没有“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毛泽东关于“革命”的语录）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先驱”了。但是，就是在这个太平盛世，经常可发现一种另类“先驱”，虽与“革命”关系甚微，但几乎具备了革命先驱的所有属性，基本上也是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公平、正义、法制，很多最终也成长为“先烈”了，与革命先驱最大的区别是在大多情况下他们可能都是被“先驱”的，而革命先驱大多都举着拳头宣誓志愿成长为先驱的。

    11月14日，在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被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在出示了月票（每月给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给运政3000元）后，路政部门仍要罚款，女车主求情未果，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我相信女车主将成为我国治理超载多头收费、乱罚款的“先驱”，所幸，经抢救没有成为“先烈”。我国对货车超载有直接管辖权的就有四个部门之多。其中路政（公路局）和运政（运输局）从属于交通运输部门；城管（道路市政管理）从属于建设部门；交警（交管局）从属于公安部门。不但三个大部门可以管同一件事，一个大部门里的两个单位也管着同一件事。

    几天前安徽蚌埠警方宣布，17年前的蚌埠市东市区区长助理于英生杀妻案真凶落网，而于英生为此已经蹲了17年的冤狱（17年前被判无期徒刑）。上世纪90年代湖北佘祥林涉嫌杀妻案，被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2005年3月28日，佘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家乡。发生在2003年5月的张辉、张高平叔侄奸杀冤案10年后（2013年），经浙江省高院公开宣判，认定原判定罪、适用法律错误，宣告张氏叔侄无罪，当初叔侄俩分别被判死缓二年与十五年徒刑。他们都是为我国警方清理刑讯逼供办案的“先驱”。其实类似的“先驱”还很多，其中不乏已经成为“先烈”，前赴后继地提醒着社会、警方要严禁刑讯逼供。类似的，在各地方政府的截访中也诞生了众多的“先驱”，如著名的“安元鼎”事件等等，直到今年才推动了国家信访不再搞地方排名，才看到截访淡出地方政府管理的一点点希望。

    最“伟大”、最著名的另类“先驱”（或曰“先烈”）应该是孙志刚，湖北青年孙志刚2003年3月17日晚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在收容中，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于收容人员救治站。由于孙志刚大学毕业不久的身份，事件不断发酵成为著名的“孙志刚事件”。同年5月，三位法学博士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撤销；5位著名法学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这些直接导致了6月20日，在未公布详细程序的情况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6月22日，经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并于2003年8月1日起施行，实行了20年多的国务院1982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终结废止。说孙志刚是最“伟大”的“先驱”，孙志刚的墓志铭表达得更清晰，“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真诚地希望社会的进步不要以这些“先驱”、“先烈”的前赴后继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