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3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其中一项任务即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从根本上讲，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蕴含着深刻的利益结构调整。
当然对于我们陶瓷行业而言，更加关注的是这条路子怎么走以及走这条路子给我们建材行业带来什么契机。

　　近十年，不仅中国新建住房的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且城市钢筋水泥空壳的扩张也前所未有。其结果是城市规模扩大了，房价上升了，GDP增长了，但农民却无法进城（即所谓中国的城市化率2011年达51.3%，但如果按户藉人口2011年实际城市化率只有35%）。如果农民不进城，叫什么城镇化？如果城镇化不能让农村人口城市聚集、中小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让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仅是建筑更多的钢筋水泥空壳，那么这种城镇化不仅是伪城镇化，也不可能成经济增长之动力，且不可持续。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文件中，有一个特别有新意的提法，就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而这种城镇化不是盲目“拉土地面积”，不是“造城运动”，单纯靠扩充城市土地，绝对不能完全实现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的城镇化也应该摒弃过去那种单纯依靠房地产开发、大挖大建、不顾城市资源和环境承受力的粗放式特征，而代之以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就业机会多的新型城镇化---本土城镇化。本土城镇化应把现有农村村镇就地改造建设成城镇城市，就地消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自然而然的通过在工厂、企业、公司稳定就业后转化为市民。沿着上述城镇化、城市化、工业化之路迈进，房价不但不会上涨十年，而且从现在起还将开始走低。

　　以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为动力，积极探索内涵式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孤立地进行城镇化建设，而是注重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的并行发展，以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为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积极探索城镇化内涵式发展道路。一是工业化引导大量的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通过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为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二是着力推进城镇化的良性内生增长模式，注重产业布局优化、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内在协调联动，为城镇长期、稳定、有序、健康发展注入内在活力。三是通过信息化、高新技术使用和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四是城镇化与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同时，也为工业化、产业化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力资本。

　　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据国家财经新闻网的数据，2010年年末，我国对内及对外国债余额为67548.11亿元。中央隐性负债：规模约为10.94万亿左右，地方政府显性负债：规模达6.7万亿，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规模达4万亿。全国地方负债总额已经突破10万亿。

　　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由于偿债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截至2010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了逾期债务，有4个市级政府和23个县级政府逾期债务率超过了10%。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是471564亿元，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为301933亿元。城镇化的未来10年新增投资40亿需求相当于2011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此庞大的投资，全国地方负债规模也同样不可小觑，钱从哪里来？

　　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建立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不仅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而且最终还款来源还是土地收入。 如果不能解决城镇化中的资金需求问题，不仅可能出现大量城市贫困人口，还会使城市病得更加严重，有三方面工作可做：一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都应尽快在公共服务等领域明确建设标准、降低准入门槛，让更多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形成多元投资主体。二是通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提高收租分红比例，把收租分红收益投入社会公益领域，也可为人口城镇化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允许有还贷能力的县发行城投债，也就是平台债，考虑适时推出基建项目的私募债。

　　与产业布局相衔接的城镇化不是单体城市的发展，而是产城一体化的发展。构建城市型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不是“胡萝卜、大葱”的产业体系，而是集约的、生态的、绿色的、低碳的新产业体系。这就需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在城镇化中的宏观调控、指导协调作用。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成立相关产业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引导大量民间资本投入产业建设；强调市场化的作用，也注意把自由市场和政府调控相结合，更加重视政府的宏观协调作用。这样一是为产业的发展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营造一个社会化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二是解决了城镇化经济建设中的资金问题。三是通过立法和行政干预，加强了城市规划、产业规划布局，在城镇化建设中更加重视对环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