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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一个五月天,金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到某一展厅去看画展——按说我一个门外汉是不应该去赶那样的雅集的,但因为是金仲亲自来打招呼,我不能不去,因为我与景德镇的缘份,全赖这位仁兄的举荐与忽悠,当年如果不是他和另一位大哥的怂恿与诱惑,景德镇于我估计至今都还是一陌路。
我去了以后才知道,那个画展是仲安的开张之作。
仲安是家陶瓷中介机构,类似艺术界的画廊——我记得我当时的反应是很惊讶,没想到金仲也最终投了陶瓷这一大营,在这之前,他一直在搞地产营销——金仲对我的反应并不很介意,只是说“景德镇陶瓷最薄弱的就是渠道”,这话让我对他很是刮目。
(一)
我们都知道,景德镇陶瓷市场高价神话的幕后推手是藏家。
藏家收藏某件作品,并不仅仅出于对这件作品的喜好,他没那么单纯,一点也不(也从来没)掩饰他收藏的目的是预购这件作品的升值空间。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上海采访的一位藏家,毫不讳言他收藏的一些陶瓷作品“连包装都没拆开过,在车库里放到合适的时候就转手”。
也许对于艺术家而言,这是一种残酷,但对于艺术市场的成长而言,这种残酷中其实孕育着一种健康。
一个好的收藏家并不仅仅只会简单地买进与卖出,而会同时从事很多操作活动,譬如做策展人兼艺术批评。他们一般的行径是先选定一些陶瓷艺术家,看好——关键是看准——他们作品的艺术潜力,低价收集,再进行某种主题性的艺术策展活动,使其成为辐射宽广的艺术展览,并利用各种手段让这批作品产生影响,推入市场,将这些之前没有一点影响力的名不见经传的陶瓷作品,变为买家和市场注意的焦点。
仲安显然希望自己能成为后一种“好的收藏家”。
就仲安这三年里的作为而言,我认为金仲在陶瓷通路这条路上走得还是非常稳健的,其选定的陶艺家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与长处,尤其重要的是,这些陶艺家的价值均被市场不同程度地低估。这意味着仲安未来的利润空间值得冀望,但同时更意味着金仲应该对这些陶艺家有更具建设性的投入。
比如,仲安应该明白,陶瓷艺术批评的出场,不但是陶瓷艺术创作系统的重要环节,更应该是陶瓷艺术销售市场的重要环节。
当代著名策展人、中国当代艺术的大收藏家乌里·希克曾经评论说:“缺乏独立批评,是中国艺术目前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对于艺术家来说,没有人能提醒他们该注意些什么,指出他们的缺点。对于收藏家来说这也同样危险,很多收藏家有钱并大量购买,却并不懂艺术。各种展览前言等学术文字都不是独立的信息。中国艺术被市场操控了,缺乏制衡的力量。”
(二)
潘凯声陶瓷作品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大”。
潘凯声是仲安的签约画师,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群山莽莽、流水汤汤,这显然与他曾经长时间创作大型壁画的履历有关,说实话,每次看他的作品,我都被一种苍凉所笼罩——我知道,我是带着一种主观情绪在审美,但审美不就是主观吗——年近黄昏的画师,只能在尺幅之间勾勒心中沟壑,这不仅仅是潘凯声的苍凉,更是时代的悲哀。
我应该是在20年前就看过潘凯声的作品。
上世纪90年代,青山湖宾馆是南昌最当红的星级酒店之一,店内有一陶瓷壁画《桃花源记》。有一次,我在青山湖酒店的大堂吧采访,对方是一位加拿大侨领,据说其麾下有好几份华文报纸,在北美几个华裔比较集中的城市发行。这位老华侨在接受我采访的同时,坚持要我帮他打听清楚那幅陶瓷壁画的作者……我记得那位老人说:其实壁上绘画才是所有绘画种类的源头,人类绘画从壁上到架上,现在甚至只在纸上,这是典型的舍本逐末,从阳关大道歧行到羊肠小径。
我现在知道了,那幅陶瓷壁画就是潘凯声组织创作的。
艺术陶瓷在景德镇被称为“陈设瓷”,在佛山则被统归到“摆件市场”的范畴。显然,它们与空间有关,就目前情况看,这个空间的定义似乎有些模糊,几乎都挤到私人空间这个螺蛳壳里,类似壁画这样的公共空间陈设,在景德镇却处在一个被边缘的尴尬境地。
潘凯声的创作履历具象了这一被边缘化的过程。
1984年,潘凯声开办了景德镇第一家壁画厂;1986年,他与王锡良、张松茂、徐庆庚等大师合作制作了前面提到的《桃花源记》;1990年,为黑龙江一客户制作了一幅227平方米的陶瓷壁画《江山万里图》;1992年,为法国的一家餐厅设计制作陶瓷壁画《飞天》;2006年,哈尔滨政府新大楼落成,潘凯声应邀为这一空间设计制作了一幅500平方米的特大型陶瓷壁画《圣洁》……
画做得越来越大,但订单的却是由最早的接踵稀落成现在的偶尔。
如果我们把今天景德镇走得很好的“名人名作”界定为一种雅的话,潘凯声擅长的陶瓷壁画就是典型的颂,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从来就是喜欢颂的社会,尤其在当下这样的所谓盛世,陶瓷壁画这块蛋糕按理应该很大,非常大,但景德镇却把这块蛋糕做得日落西山,潘凯声到底只能在尺幅之间勾勒他的心中沟壑、眼底波澜。
所以我说他: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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