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市粘土分布广，原料和燃料取用方便，故陶器产生后即被广泛使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人类物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陶器的烧制成功对于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由采集游牧生活到农业定居生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淄博地区考古调查所发现的众多的古人类居住遗址和出土文物表明，迄今所知淄博地区陶器的烧制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距今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且有着地域性的地方特点和发展序列，是鲁北地区古史古国文化的重要物质文化反映。淄博境内的张店浮山驿、黄家和临淄后李等遗址出土的陶器。属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范畴，距今已有七八千余年。此类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为红陶和褐色陶，表面多带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划纹，网纹等原始纹饰，器形常见有缽、鼎、罐、盆等生活器皿。上述陶器陶质较粗，烧制火候较低，陶色不正，器类简单，器型笨拙，手制而成，表现出其制作的原始性。但从陶器产生的一般规律分析，此类陶器不是陶器制作的初始阶段，淄博地区陶器烧制生产的历史还应提前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这有待新的考古发现来进一步证实。

    淄博地区原始社会陶器的发展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淄博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产生陶器后，经过近百余年的烧制经验积累，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距今5000年左右)进入了成熟发展时期。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人类普遍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阶段，社会也有原始群居进入繁荣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农业的发展和普遍定居生活，使社会对陶器的需求量有了大的提高，这是淄博地区原始社会陶器得以发展的社会原因。制陶技术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手制转向轮制，轮制技术的出现和利用是原始社会制陶史上的技术突破。并逐步掌握了还原烧制法，烧制出了精美的黑陶，陶器由以烧制红陶为主转向以烧制黑陶为主，并已掌握了磨光技术，烧制的陶器规整美观，到了距今4000余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烧制出薄如壳、黑如漆的“蛋壳陶”陶器，达到了我国陶器史上的高峰，表现出当时制陶业已具有的高超水平。除此以外还烧制出了素面白陶、彩陶和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文字符号，陶器的器类除以生活器皿为主外，还烧制有礼器和酒器，从而证明当时的制陶作坊内部已经有了专业分工。常见的器型有甗、鼎、鬲、杯、罐、盘、盆、鬶、豆等，陶塑也较常见，多为动物造型，开创陶塑美术制陶的先河。
    淄博地区所发现的原始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古史所载东夷爽鸠氏部族的物质文化反映。而遗址所出土的陶器，是淄博地区发现最早的原始陶器，从而开创了淄博地区烧制陶器的历史，进而证明淄博地区制陶不仅从原始社会晚期业已开始，而且工艺先进，制器精美，器类齐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创造了以陶器为主的灿烂悠久的地方原始文化。

    二、淄博地区奴隶社会（齐国）陶器的发展和原始瓷器的出现 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我国进入了阶级社会帝国阶段的奴隶社会的繁荣时期。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青铜器和原始青釉瓷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陶器的烧制不及龙山文化时期制陶先进和制器精美，陶器多成为一般贫民的生活器皿和随葬器皿，而奴隶主贵族多以使用青铜器为主。但陶器的使用更加普遍，烧制量更大，技术更加娴熟，工艺更加先进。由于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得制陶生产更加专业化。

    进入奴隶社会淄博地区最早的是岳石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

    岳石文化是一种地方性文化，是土著东夷原始文化的继续和发展，此时烧制的陶器质粗壁厚，多磨光，三足器以舌形短足为其特征，带盖器亦较常见，多素面，常见的器类有罐、豆、尊、鬲、鼎等。商代淄博地区所发现的陶器多属中晚期，以灰陶为主，多见粗绳纹。据载此时在淄博地区范围内建立的国家是薄姑国。薄姑国是商代鲁北地区所建立的重要方国，国势曾强盛一时，因参与“三监作乱”反国，被周公东征所灭，属淄博境内东夷部族发展到商代所建立的方国，据考都城当在今桓台荀召一带。此时发现的陶器以鬲、豆、罐为其组合，常见粗绳纹鬲、短粗柄豆、尊、盆等，有些器物与中原地区同类器极相似，说明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流广泛程度。同时也发现一种素面筒形鬲和罐，与上器迥然有别，应是当地土著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西周初年，姜氏太公被封营丘，建立齐国，至秦灭齐的800余年间，淄博地区以临淄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是齐国的中心区域，在其范围内淄博境内(南部沂源除外)所发现的陶器是齐文化的物质文化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