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11月15日）我在微信上转发了专栏作家连岳的文章《“公共知识分子”必然死亡》，不到一小时我的朋友就给出了这样的评论：“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有问题，你也是陶瓷行业的共知，怎么转发这篇文章？”。后来又转发了李华芳的文章《没有思想市场，谈何共知必死》及鄢烈山的文章《说公共知识分子的有力与无力》。他们对我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分析已经够清晰透彻了。这里我只能随意聊聊，闲聊而已。

    其实在我内心一直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几乎没有（留有余地且比较客气的说法）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自己不是也不可能是陶瓷行业的共知，更不是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必然死亡，而是根本没有。这也就是我转发连岳文章《“公共知识分子”必然死亡》的理由。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一直对“公共知识分子”人群以及相关话题漠不关心。2011年年底，媒体为我的新书《人间瓷话》与鲍杰军的新书《人生半旅之感悟》举行的研讨会将主题定为“公共知识，产业力量”，此后就开始有人在各种活动中称我们是行业共知，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回应，因为我真不知道这是褒，还是贬。

    连岳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从香到臭，不过十来年时间”，“现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现在社会存在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要么会受到有关部门的打压，要么为广大知识分子与大众极端不屑，经常会听到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嘲弄与挖苦。鄢烈山在文章中解释其题目“有力与无力”应该是Power and powerlessness，其实题目应该是“说知识分子的权力与无奈”，有太多的无奈，能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吗？

    尽管没有见到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但在我心目中，公共知识分子至少应该有独立的人格，或说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我们这个什么都讲究一元化的时代，有可能产生这种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吗？我们经历了反右、四清、反自由化、文化大革命、反西化等等数不清的政治运动，李华芳在其文章中说：“建制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多数被打压，少数被体制吸纳，余者走他乡”，“御用知识分子利用国家行政权力的力量挤压其他的知识分子，使得思想市场上公共议题的言说被引导控制”，主流社会早已将这种“独立与自由”抛弃殆尽。我们的司法尚不能够独立，怎么会有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呢？又怎么会有“公共知识分子”呢？

    如果真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出现，他首先会面临权力的拉拢。想当年蒋介石为了结识拉拢知名知识分子马寅初（或曰公共知识分子），让胡适约请饭局，结果马不肖与之为伍而拒绝。当今社会，知名的不知名的（或曰公共的不公共的）知识分子都以结识（巴结）权贵为荣，还会有拒绝首相邀请的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吗？又怎么会有“公共知识分子”呢？

    如果真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出现，他还会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利益的诱惑，近年来不少知识分子在公共议题上提供的意见、佐证、见解质量之差可以说令人发指。如：清华大学女教授杨燕绥提出“50岁退休，65岁领取养老金，这15年经过培训参加社会服务，男的去养老院做园丁，女的给老人洗衣服，多好！”可以说这是当今共知的“奇葩”。又如2012年底茅台集团回应对其产品含塑化剂的质疑时，北大教授李可基声称，塑化剂的标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三聚氰胺基本是无毒的物质，人体排毒功能强大，成人继续喝下去不会损害人体。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面前，又怎么会有“公共知识分子”呢？

    如果真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出现，整个“社会”都会要求他是一个完人，不管他在公共事件面前公共利益面前发表的见解多么具有见地、具有实质、具有真谛，但他不能打麻将、不能召妓（不能象辜鸿铭），他不做完人，就叫他完蛋。都说人无完人，又怎么会有“公共知识分子”呢？

    我们只有公共卫生，公共厕所，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这就是我的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