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6日上午，在北京三联书店主办的“重启改革议程座谈会”上，吴敬琏与财经杂志社主笔马国川合作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正式发布，该书的主题是“重启改革议程”。在社会各界呼吁改革的热烈氛围里，这本新书发出了重启改革的最强音。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张维迎、李维森，以及著名的人文学者雷颐、陆南泉、荣剑等参加了座谈会。

    吴敬琏：我不是演讲，只是说说我们写这本书的想法。先讲一点，我很感谢李昕总编刚才对我们的褒奖，但是有一点要做修正。“重启改革议程”这个说法不是我最先提出来的，《财经》杂志在发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9月份的时候，编者案就有这么一句话，这是我们杂志第三次用这个标题发表文章。这是一个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就是需要重启改革议程。当然到现在恐怕这个说法还是有不同意见，有人说为什么要重启呢？它不是一直在启吗？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是因为我们确实认为本世纪以来改革出现了停顿，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所以需要重启。我们是同意这个提法，我们支持这个提法。

    我们同意这个提法、支持这个提法是我们经过深入的思考的结果，所以这本书不是一本定调的书，而是一本研究、思考的著作，就是想把我们对于中国现实的观察、我们的看法、我们对于中国的出路何在的一些思考，用这本书的形式提供给读者们，提供给社会各界，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来进行思考。

    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很长，从2010年的5月开始，那时候接受了三联书店樊希安和贾宝兰同志的一些建议，希望我把这些年的一些思考整理出来。所以我跟马国川合作，开始写作这本书。写作这本书一直到今年的10月交稿，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不断地研究、不断地讨论、不断地修改，才写成这本书。

    因为这两年多的过程正好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争论激烈进行的过程，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是我们参加了一个全民的大讨论，中国到底要往什么样子走。我们在写作的过程里边，回顾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对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找出了矛盾所在，提出了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是什么，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所以它是一个提供来参加讨论的书。

    中国这些年来，面对着两个大的问题。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旧的、原有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能继续了，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旧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它不能持续了。从最简单的资源的衰竭、环境的破坏，一直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劳动群众不能享受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和收入差别的拉大，一系列的问题。另外一个碰到的严重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蔓延、腐败深入了整个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部分，而腐败的严重程度又造成了贫富差别的更加拉大。这样就造成了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有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就针对这些问题，它的由来，做了探索。最后得出的结论，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体制，本身就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就是改革并没有进行到这样的程度，且不说政治改革在90年代以后就不再提起了，就是经济改革方面来说，很多重大的改革到了本世纪初，碰到了旧体制的一些核心的部分，比如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到了母公司一级就停滞不前了，因为它触及到某些既得利益的核心部分。在改革停顿以后，它就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正是由于改革的停顿，刚才讲到这两个问题就愈演愈烈，一个是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腐败的问题，以及它们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愈演愈烈。

    在这个矛盾激化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了另外一个，用现在流行词来说，就是另外一个顶层设计了。如果说在本世纪以前，20世纪，它是一个原来既定方向的，比如市场经济改革，比如法制化的改革等等，它受到了阻力，放慢了，甚至倒退了。那么现在它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认为改革整个方向就是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这个改革方向是错的，那么应该走什么方向呢？走这个方向就叫强化政府的力量、强化国家部门，包括国有经济，加强国家对于政府的所谓驾驭，或者叫控制，或者叫掌控。用一种语言，如果用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用的语言，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果用我们讨论东亚模式的时候用的一个语言，叫做“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来强化这个东西。开始叫做“北京共识”，后来就叫做“中国模式”了。所谓中国模式，根据权威性的解释，它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强势政府的优势在哪里？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它的表现是什么？一个表现就是所谓“高铁奇迹”，一个表现叫“北京奥运”，一个表现叫“某些地方”，比如重庆连续若干年的GDP平均增长14%以上，认为这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发展道路。

    一直到了去年早期，事态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向相背离。以强势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模式，它的长期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逐渐的暴露出来。加上我们各界有识之士的奋力捍卫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改革是必然的发展方向，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令人很高兴的就是，十八次代表大会看来，中央在这两种不同的方向、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中，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从来都是这样，特别是外人或者是不愿意仔细阅读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的文件的人来说，不大看得出来，或者不能很鲜明的看出来。因为我没有参加中国政府文件的起草，但是好像他们有一个习惯，或者陈规吧，只要过去的人说过的话不大错就要重说，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好多话都是原来说过的，但是这里面又有几句新话，新话倒是表明了也许可能的一种倾向。比如说两个毫不动摇，从十六大提出以后，每次代表大会都有，但是也有点新话，比如十七次代表大会这两个毫不动摇后面就加了两个平等，一个平等保护产权，一个是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从这两个月的试探看起来，中国现在这一届新的领导人，确实是试图找到一种方向。但是让我们对它做出一个积极评价的时候，还是要看到做出这样的宣言或者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改什么、怎么改，而且改革的设计能不能够真正的贯彻下去。因为现在所谓特殊既得利益，比起十多年前那次重启改革来说，要强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之下，贯彻还需要大家的努力。

    但是能不能贯彻？我想眼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像中央工作会议讲的，要提出一个明确的改革总体方案，规定出它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件事情需要全民的参与，才能做好。根据上一次，我们中国改革大概有三次，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接着1985年的全国代表会议，就确定了它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在1990年把这个基本框架建立起来，然后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方案领导小组，设计了方案。不过到了1987年，就决定了这个方案不执行。然后就进入了当时有些人把它叫做布列夫斯基时代，就是靠大量的货币发行来支持高速的增长，最后夭折了，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严重的通胀，全面抢购，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结束了。又进入了一个真正的体制时期，大概有三年之久。

    第二次大推进，不包括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讲的经济改革的内容，经济改革从1980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开始经过1991年，1990年12月邓小平提市场经济，1991年2月在上海再提，后来经过1992年江泽民讲话，这一年的准备，1992年10月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经过了执政党一些领导的酝酿，确定了目标。然后再经过一年多，大量的人参与了讨论工作，在1993年11月通过了整体规划，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50条决定，决定了哪些重点方面进行改革，然后从1994年开始按照这个路线图进行了改革。加上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要调整所有制结构，最中间核心的内容就是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的调整。在20世纪末期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基础。正是这一次改革，我想是中国经济崛起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体制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有很重的旧体制的遗产，它的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仍然广泛的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国有经济仍然处于主导的地位。这样的缺陷造成了后边的问题，就是当时的这些设计并没有完全贯彻，大关没有过。

    现在下一步要开步走，这只是说我们发了一个进军的命令，但是往哪里进、怎么进，而且要把这样一些设计、这样的路线图的时间表能够贯彻下去，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