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被看作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位置，这一位置传统上都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占领。我是第九任，之前八任，包括钱纳里、斯蒂格利茨、萨默斯、斯坦利·费希尔，都是美国顶级大学教授。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在世行四年，还有一大感受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理论创新。二战后的经验表明，依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国家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

    对此，以往在国际上出现过两波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波是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其经济结构出了问题，缺乏发达国家那种现代的、先进的、资本密集的大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先进产业，是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存在诸多结构性的刚性，也就没法发展出现代化大产业，因此要由政府直接动用资源和资金去发展那些大产业。中国1950年代的“超英赶美”，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当时的印度、拉美和非洲国家，也都认同这样的逻辑。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建立起了一些重工业基础，但效率非常低，除了早期有些投资拉动的增长外，经济很快陷入到停滞乃至危机中。而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劳动密集型方式积累资本、提升产业，这样的做法在强调进口替代的结构主义看来却是错误的。

    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完善的市场体制，因此，要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来发展经济。当时普遍的看法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就是双轨制经济。但是结果呢，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大都陷入停滞，而被认为推行了“错误经济政策”的东亚转型中国家，反而发展得非常之好，转型非常平稳。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理论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这样的危机，连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普遍没能预测到。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已有理论也不能用来指导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了。

    发达国家经济理论陷入的困境，既有政治上有意识地“指鹿为马”的情形存在，更大程度上是“瞎子摸象”造成的。比如关于国际收支不平衡，2002年和2003年前后就已经引起关注，当时很大程度上把它归罪到东亚经济体头上，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大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三个主要原因。当时这一流行看法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原因，这是在“瞎子摸象”。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19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19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就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变迁。按现代经济学的常规，研究经济结构和变迁的原因，就是结构经济学；为同原来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所以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是内生的。旧结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都把结构和制度看作是外生的。旧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来发展；新自由主义则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倡导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被看作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位置，这一位置传统上都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占领。我是第九任，之前八任，包括钱纳里、斯蒂格利茨、萨默斯、斯坦利·费希尔，都是美国顶级大学教授。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速，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在世行四年，还有一大感受就是，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理论创新。二战后的经验表明，依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而成功国家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似乎都是错误的。

    对此，以往在国际上出现过两波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波是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其经济结构出了问题，缺乏发达国家那种现代的、先进的、资本密集的大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先进产业，是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在市场配置资源方面存在诸多结构性的刚性，也就没法发展出现代化大产业，因此要由政府直接动用资源和资金去发展那些大产业。中国1950年代的“超英赶美”，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当时的印度、拉美和非洲国家，也都认同这样的逻辑。通过这种方式虽然建立起了一些重工业基础，但效率非常低，除了早期有些投资拉动的增长外，经济很快陷入到停滞乃至危机中。而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劳动密集型方式积累资本、提升产业，这样的做法在强调进口替代的结构主义看来却是错误的。

    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是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完善的市场体制，因此，要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来发展经济。当时普遍的看法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就是双轨制经济。但是结果呢，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大都陷入停滞，而被认为推行了“错误经济政策”的东亚转型中国家，反而发展得非常之好，转型非常平稳。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理论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这样的危机，连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普遍没能预测到。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已有理论也不能用来指导自身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了。

    发达国家经济理论陷入的困境，既有政治上有意识地“指鹿为马”的情形存在，更大程度上是“瞎子摸象”造成的。比如关于国际收支不平衡，2002年和2003年前后就已经引起关注，当时很大程度上把它归罪到东亚经济体头上，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大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三个主要原因。当时这一流行看法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原因，这是在“瞎子摸象”。

    现代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作为标志和起点，从斯密到1930年代，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1930年代以后，则是美国替代了英国。大师级经济学家在时空上的相对集中性，同经济学属性有关。经济学理论在于用一个可以说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来解释现象，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社会经济变量有成千上万，对经济学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就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变迁。按现代经济学的常规，研究经济结构和变迁的原因，就是结构经济学；为同原来的结构主义相区别，所以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结构是内生的。旧结构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都把结构和制度看作是外生的。旧的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参照系，要求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来发展；新自由主义则以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参照系，倡导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