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基础数据的缺失和存伪，正在对中国经济调控和社会管理的科学性构成挑战。这一现象尤以房地产调控领域为甚。限贷政策屡屡“脱靶”、 限购政策又总是伤及无辜以及房产税迟迟不能推广、关键原因即在于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滞后。
 
     包括直辖市、省会和东南沿海房地产热点城市在内的40个城市，将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个人住房登记信息的城际联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日前给出的确切时间表是“今年6月底前”。

     在此前召开的住建部年度工作会议中，姜伟新曾强调，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是住建部今年“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对于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社会管理意义重大”。

     将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与近年来房地产调控所遭遇的困境密切相关。

     2010年4月15日，为遏制房价上涨过快、打击炒房，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动用空前严厉的差别化信贷政策，要求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

     但随后，如何认定“第二套住房”却成了一个敏感且扯皮的问题。这道只需用两根手指就能得出答案的算术题，在房地产调控面前竟成了“谜语”——市场上至少7种认定“第二套住房”的办法并行：有的以房贷记录为准，有的以住房登记信息为据，有的以家庭为计算单位，有的则以个人为单位。如此混乱认定，使差异化信贷政策的调控目标渐渐模糊，调控效力遭遇瓦解。

     迫于此，住建部不得不又于当年6月给调控政策“打补丁”——联合央行及银监会出台“认房又认贷”的“第二套住房官方认定标准”。

     2011年，房地产调控继续升级，行政色彩浓厚的“住房限购政策”在有效击退大城市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的同时，也渐成众矢之的。有人指其误伤了部分刚需，尤其是对非户籍的城市常住居民有欠公平；还有人将二三线城市非限购区域的房价暴涨归罪于限购的“挤出”效应。

     上述调控所遭遇的尴尬，充分暴露出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体系的一项短板，即缺乏真实有效的个人住房信息数据基础。由于很多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系统尚未与全国联网，也未与银行征信系统联网，因而根本无从查清个人名下的真实房产数量。这非但是限贷政策屡屡“脱靶”、限购政策总是伤及无辜的重要原因，更是空转8年之久、试点一年有余的房产税至今仍不能向全国推广的真实内幕。

     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住建部就已经深刻意识到我国城市房屋登记信息系统建设的滞后。因此当年便提出将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2010年底前各设区城市要基本建立房屋登记信息系统。”

     但批评者仍嫌此“觉醒”为时太晚。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识之士就曾不断呼吁，要在1985年第一次全国房屋普查的基础上，将房屋的确权和登记制度化，以便摸清中国住房状况的家底，使住房政策更加科学、精确。但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始终被各种借口压在案头，迟迟没有启动。

     一位参与“十二五”房地产业发展规划建议稿起草工作的专家曾告诉笔者，建议稿中有关“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等重要的基础性住房数据，至今使用的还是估算的模糊数字，原因恰在于房屋普查“断档”导致的数据滞后。

     类似的尴尬同样也出现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的合理确定上。住建部相关负责人曾反复被媒体追问：“全国每年新开工建设580万套、1000万套或是700万套保障性住房，究竟是以何作为依据确定的？”由于不能完全掌握全国住房状况的家底，住建部对于中国住房合理保障面的回答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种种迹象表明，基础数据的缺失和存伪，正在对中国经济调控和社会管理的科学性构成挑战。这一现象尤以房地产调控领域为甚。要改变房地产调控多年以来的“空调”、“超调”窘境，非从基础的数据库建设和更新做起不可。

     建立一个真实、完善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并对其科学管理、安全使用，非但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更有助于政治清明和社会公平。这是因为，一旦个人住房信息实现全国联网，公示官员财产将易如反掌；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富人征收房产税，也将有据可查；此外，类似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非市场化调控手段，也有望寿终正寝。

     鉴于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早在2008年，就曾有老专家写信给当时的建设部部长，建议他在退休之前“干一件大事”，以便将来“在历史上记下一笔”。这件所谓的“大事”，就是开展全国房屋普查。

     现在，笔者愿意把这个建议再次转递给现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今年，姜部长提出要加强研究中国住房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并将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这项基础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希望姜部长再接再厉，在退休以前再进一步，干成“全国性房屋普查”这件更具历史意义的“大事”。因为这是中国住房制度转型过程中必须要补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