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景德镇陶瓷博览会这几天正热闹，每年这个时候，围绕这一盛事忙碌的当然包括一些陶瓷媒体，景德镇的各路同行基本上都是倾情倾力，我的老东家《瓷都晚报》自是此中翘楚，早早地就约我为之撰稿。

  　　我写了两个人物，两位比较特殊的人物。

 　　（一）

  　　赵彩泉的职务变动过几次，最早人们喊“赵校长”，校长是市委党校的副校长；后来改叫“赵主席”，主席是市社联的主席；最后的称呼是“赵部长”，部长是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赵部长”履新时，我正在《瓷都晚报》打工，我喊他“领导”，喊得名正言顺且名副其实。

  　　这都是场面上的头衔。

  　　赵彩泉有一次戏称自己是“迷宗拳”，他的文化素养和悟性当然是他在景德镇立命安身的本钱，但党校副校长和社联主席的职务，应该说还是为他提供了一些进修之便的，景德镇的很多大师级人物和赵彩泉私交甚好，他个人先是在市陶研所有一工作室，后来甚至担任这个所的名誉所长，他同时还是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赖德全、何叔水他们也没有把我当个官来对待，画得不好，就直接批评，并且还教我怎么画……”

  　　赵彩泉承认，一般人还真没他这样当学生的条件。

  　　我曾经称赵彩泉这种陶瓷创作者为“红顶艺人”，去年外省某报在报道这一现象时，曾经援引我的观点挞伐之，这实在是一种移花接木的乌龙术，我后来见到那位记者，当面告诉他如此引用实在是一种歪曲，恰恰相反，我一直视“红顶艺人”为景德镇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在我看来，官员们的附庸风雅也好、投身艺术也罢，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并不构成伤害，至于通过陶瓷作品进行雅贿，那是另一种犯罪行径，二者之间应该有所分别。

  　　俗话说：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给倒了。

  　　中国官场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很多官员同时也是饱学之士，这个绵延的传统曾经在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中被割裂，但随即在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就得到了延续、甚至光大。目前在位的中国官员，普遍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官员中不乏正经有学问和文化素养的人——我曾经拜读过赵彩泉撰写的论文，有关于景德镇地方文化建设的阐述，也有陶瓷历史的追溯与探究，观点之新锐，论述之缜密，让我不由要赞叹他的理论功底的扎实和阅历的丰富。

  　　2011年8月《求是》杂志的封底，刊登了赵彩泉的瓷板画《井冈杜鹃红》，这应该是他政治历练和艺术素养完美结合的一个典型例证。

  　　（二）

  　　王燕的公公叫王锡良，姑姑叫王秋霞。

  　　这样的家世在景德镇，简直类似那位衔玉而生的贾宝玉，按说吃陶瓷饭是王燕毫无悬念的选择，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的职业身份其实是中学教员，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恙，王燕可能现在还是三尺讲坛上的一名园丁，在她暂别校园的日子里，陶瓷世家的“童子功”如酵母一样发作，成为王燕调养将息过程中一种有效的排遣——我前几年曾经在王燕的家里看过她的陶瓷习作，那时的她似乎已经有点出手不凡的意思，花间戏蝶，蕉下引萧， 其间有家学的渊源，也有大学的熏陶。

  　　我那时就注意到，王燕的气场其实就是一个静字。

  　　王燕的那天其实有一个很喧闹的背景，楼道里邻居装修房子的声音一直很刺耳，偶尔的间歇还有不耐烦的蝉鸣，热辣的阳光也给人躁动感，但所有的杂音，到了王燕这儿如遇吸音壁，一切变得安静、简单——2010年，《锦绣》杂志的副主编刘君到景德镇采访王锡良，偶遇王秋霞来看父亲，父女俩很自然地就案上一未完成的作品展开讨论，进而联手创作，那一刻的光阴也是一片静谧，所有的杂音似乎都被屏蔽。

  　　这种家族共有的气质滋养着王燕。

  　　王燕无意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陶瓷艺术方面，她至今还在接受家族的滋养。我听她爱人说过，王锡良对晚辈作品的评价多资鼓励，“他总是笑眯眯地说：蛮好！”按照王燕自己的讲述，即便如他不喜欢孙女画风的改变，也不当面指出，而是委婉地通过王秋霞，“因为姑姑很直接，哪儿没画好她会马上痛批……”

  　　我戏称这是“王家的恩威并施”。

  　　我曾经采访过王燕的父亲王阿清，他是王锡良先生的长子，目前是“五尺园瓷庄”的经营者。王阿清告诉我，王家后人中，几乎人人都是打小丹青，比如王燕，尽管读大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孩子……按部就班，但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画工的习练，“这是一种爱好，但更是一种家学的传承。”

  　　在景德镇，王锡良家族不是唯一的陶瓷世家，其他家族也是才人辈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景德镇现象。

  　　有偏激者声称，这种现象是一种传统的小农意识使然。这实在是一种难以让人信服的观点。因为人类社会中，一门数杰的故事在任何国度、任何时期都有出现。还记得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结尾部分李云龙说的那段台词吗？他也谈到类似的现象：战斗英雄往往种群性地产生于同一支部队……

　　就目前我们的认识水平而言，我们只能说，一个人的成材和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