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家火锅店，叫“海底捞”，生意好到让我们这些从小地方来的人看不懂的程度，最近一个月里，我连续在这家店消费了3次。第一次，做东的人据说提前了两小时占座；第二次，我们一帮人生生等了近两个小时才上桌；第三次，干脆来一上门服务，我们在“海底捞”的官网上点好菜，然后等着这家店的服务员敲门……

      火锅居然有送外卖的，新鲜！

     （一）

      最新出版的《英才》杂志刊登了一篇对北大周其仁教授的专访，《中国企业为什么不重视本土消费市场》。周其仁教授目前供职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闻名。周教授认为，内需潜力之所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除了教育和医疗太贵不敢花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企业满足中国人消费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中国人收入提高的速度。

      这个“海底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自认对火锅有一定的发言权，不仅仅是因为我喜欢吃火锅，而是我对火锅、尤其是重庆火锅做过实地考察，很多火锅大佬我都面对面地采访过，他们对火锅文化的了解与贡献非一般人所能比——在我看来，“海底捞”火锅肯定不是什么上品，这家店要是开在重庆准关门，事实也是如此。“海底捞”的老板是四川简阳人，老板的家安在了成都，但成都却没有一家“海底捞”，而北京却有20家“海底捞”直营店。

      北京为什么这么欢迎“海底捞”？

     “海底捞”里究竟有什么这么受北京人的追捧？

      其实就两个字：“服务”。“海底捞”的服务有“变态”的说法，按我朋友的说法，就是“好到让你不好意思说不好”，每一位服务员对宾客都是殷情备至，比如你在那里等座，马上有服务员过来为你倒豆浆或者姜茶，同时还告诉你有水果和点心供应，甚至还有擦皮鞋的和修指甲的……所有的服务全部是免费的。

      我第二次吃“海底捞”是和我表弟一起去的。

      做东的是表弟的女同学，嫁到北京了，有点小资，声称只有在“海底捞”才能真正体会到“上帝”的感觉。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是一位姓马的河南女孩，她在麻利地布完菜后，并没有马上走开，而是主动找话和我们闲聊，先为我们的久等而致歉，再逐一介绍菜肴及食用方法，接着问我们分别是哪里人……最后女同学的丈夫忍不住了：服务员你可以去别的桌服务了，我们有需要会招呼你。

     “海底捞”的员工恨不得服务你一次，就从此视你为亲人。

      （二）

      那次，我向表弟和他的同学发问：“海底捞”的服务在北京是唯一的吗？他们异口同声予以否定，但他们同时也承认，类似“海底捞”、甚至强于“海底捞”服务的机构，无一例外是些收费昂贵的场所，比如某些会所、高级餐厅和涉外酒店，它们只向这个社会的一小撮敞开供应。

      不客气地说，“海底捞”的服务对寻常百姓来说是一稀罕，可对权力与金钱来说不过是一稀松。

     “海底捞”北京公司的总经理曾经披露过，2004年，“海底捞”登陆北京时图便宜，在城南一口气开了两家分店，结果生意就是不行，两年都收不回投资。“现在学乖了，就在北边和东边餐馆扎堆的地方开。”
      北京的北边和东边可不仅仅是“餐馆扎堆”。

     “海底捞”的服务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不好使，在普通市民阶层也不好使，升斗小民讲究的是实惠，比如口味如何？比如价格怎样？北京城南一带，为老北京的世居地，而外来的白领、北漂一族，多选择高校、商业机构扎堆的北边和东边栖息，所以，这两个方位的小资情怀喧嚣得紧。

      北京市“北重南轻”的城市发展布局其实至今还有遗存。

      当年在讨论奥运公园选址问题时，来自上海、深圳的专家都提议在北京的南边建奥林匹克公园，认为它的北边已因中关村和清华、北大这样的科技文化重镇拉动，导致地价的居高不下，比较起来还是选址南边更为经济；同时城南也可以以奥运为契机带动经济，更加有利于城市的均衡发展，意义可能更为深远。结果北京还是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致使“北重南轻”的格局现在还扭不过来。

     “海底捞”在北京的20家分店分布图，直观了这一格局。（文/黄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