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参加了杰克韦尔奇中国行的会见。已经80多岁高龄的杰克韦尔奇依然活力充沛，体现着他作为全球第一CEO的宝刀未老和旺盛的斗志。

    从1981年韦尔奇就任总裁到1998年，GE各项主要指标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在此期间，GE的年收益从250亿美元增长到1005亿美元，净利润从15亿美元上升为93亿美元，而员工则从40万人削减至30万人。到1998年底，GE的市场价值超过了2800亿美元，已连续多年名列财富世界500强（Fortune 500）前列。1998年的上述业绩产生了达100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量，再加上公司AAA级的债务首信度，使它能够在1998年度投资210亿美元收购108家公司，以支持全公司三大措施中的两项：全球化和服务。从所创下的股东收益方面来看，无论是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英特尔的安德鲁·格罗夫，还是沃伦·巴菲特或者沃尔玛零售大王山姆·沃顿，都无法同杰克·韦尔奇相比。GE的股东通过公司的储蓄计划已拥有170亿美元以上的GE股票。1998年，GE股票每股的总回报率高达41%；而在过去18年中，GE给予股东的年均回报率为24%。18年来，尽管其它许多公司在严峻的全球经济中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台，它们的总裁也像走马灯似地频繁变换，可是韦尔奇始终领导着通用电气公司，并创造了收入和收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似乎经济周期的规律在他们身上并不起作用。他们在不同的周期中，都能够稳健发展。

    随着2012年报不断披露，巨亏上市央企一一浮出了水面。中国远洋巨亏95.6亿元、中国铝业巨亏82.34亿元、中国中冶巨亏69.52亿元、鞍钢股份巨亏41.57亿元……央企的大面积亏损无非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势头的回落，使得很多大型央企没有逃过周期性的侵扰，反而受制于产能过剩和下游需求减缓以及上游原材料生产行业盲目经营的困难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国内企业没有做好应对经济低增长的准备，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和对风险管理还都存在着欠缺，或许这次就是一次教训，如决策层和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反思并吸取教训，可能也未必是坏事，毕竟该来的一定会来，晚来还不如早来。当务之急，应该减少央企的垄断和控制，把充分竞争的行业彻底交给市场，激发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以填补国企亏损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虽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传统垄断行业“非公经济36条”和非公经济“新36条”早已出台，但实际上仍然还存在着一道“玻璃门”。如果对合法的民间资本缺乏保护，对权贵资本缺乏约束，民间资本如果缺乏安全感，官商勾结就会盛行。第二，央企管理、决策的失误加剧了亏损，需要及时调整目前的管理框架和行政管理模式。对于央企亏损或许当事人会归咎为前一个原因，认为是行业不景气和经济增速回落所致，但在这些亏损行业里也有很多企业照样在赚钱，而这就与管理能力和决策有关。比如航运业在这几年确实出现大面积亏损，很多公司都破产倒闭了，但也不乏像东方海外货柜公司、马士基集团出现了逆势盈利的企业，他们的盈利主要是取决于对危机急速反应，并在意识到大势不安的情况下，及时对业务架构和人事安排做出了重大调整，并收缩了航运规模，及时转型，从而摆脱了行业背运。而中国远洋等却在这个时间点逆势扩张，虽然搞成了全球最大的干散货船队，但实际运力过剩和全球经济回落导致其亏损累累。央企巨亏除了决策失误，大面积亏损的深层次原因其实是管理模式的弊端所致。央企在危机面前反应迟钝和调整速度缓慢还与用人机制有关，央企一把手都是被组织部门任命过来的“官帽子”，未必是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在危机面前自然跟不上节奏。第三，快速上市融资和低成本使用资源让央企决策出现错误的幻觉。从中国远洋等例子来看，上市融资反而害了他，巨额融资导致这个企业在经营决策时出现了错位和膨胀，在本应该业务收缩的时候，这笔股市融资反而驱使企业反方向、逆大势扩张，这种“赌徒谬误”肯定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同样的企业，又让我想起前不久黯然破产的那家无锡尚德，中国的好企业也这样在经济周期性的自我毁灭中黯然收场，实在是令人深思。最喜欢把调控放在嘴边的发改委也是毫无作为，甚至在某些层面上助纣为孽。对比我们的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无需赘言。但是作为周期性的规律我们如何拿到免死金牌呢？

    我想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企业的根本竞争力，你有没有核心的东西来向市场要回报。也就是真正的把内功练好，而不是一堆资产创造一堆没有什么价值的产品。大家一起一窝蜂推上一个周期，也一窝蜂在周期的低谷中自我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