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23日在重庆参加了整整两天的“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暨标准审议会”，我负责主持两个国家标准修订后的审议，一个标准是《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252）》（简称《能耗限额》）；一个标准是《卫生陶瓷（GB6952）》。一天半时间（实际审议会议时间10多小时）过百人参加的审议，是我参加标委会工作十多年以来劳动强度最大的一次。

    《能耗限额》标准，可不是一般的标准，5年前我曾有文章专门描写它的出台前后过程（“谈‘能耗限额’强制性标准”，《陶城报》2008年3月28日），就从名称表面来看，它至少直接拥有“强制性、能耗限额、国家标准”数个头衔，显然非常强劲有力；就其出身来看，拥有足够的皇家血统，完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标准，“十一五”期间由国家下达任务几乎同时出台的二十多个“能耗限额”标准之一，好像仅此一个是针对个性化产品行业的能耗限额标准。

    作为《能耗标准》的审议人员，看到一个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够完善，整体的感觉是挺遗憾的。在五年前，我作为《能耗限额》标准的审议主持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及私下表示：“对于《能耗限额》标准的限额是以每吨产品作为基准，而不是以万元产值（价值）作为基准感到非常遗憾，与‘十一五’期间国家每年万元GDP能耗减低4％的预期目标也不匹配”。这次审议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改变。《能耗限额》标准实施五年的经历，清楚表明以每吨产品作为基准，根本不符合建筑陶瓷的实际情况，原有的《能耗限额》标准与国家竭力推行的瓷砖薄型化也是相悖的。

    这次《能耗限额》标准的修订，尽管已经准备了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实际上这个过程还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上级主管部门对具体修订还是有一大堆不成文的条条框框。诸如：拟通过标准淘汰20%的小企业，到2020年产业集中度提高到35%，要求相关指标修订再进一步提高20%，等等。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20%，为什么一定要淘汰小企业。在我看来，2020年不就是七年的时间，没有可能产业集中度达到35%，陶瓷砖行业本身就是一个低产业集中度的行业，相信不用太久就会有答案。其实在2012年8月23日在佛山参加《能耗限额》标准修订陶企座谈会之后，我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了一些我的观点（“再说《能耗限额》强制性标准”《陶瓷信息》2012年9月14日）。

    这次《能耗限额》标准修订审议，虽然也用了整整半天的会议时间，实际上要审议的问题并不多，因为主要修订就是将原版的陶瓷砖每吨产品作基准修订为产品面积作基准，限额上用25公斤一平方米换算成面积，再将限额指标严格10%。一个问题就是在证明用每吨产品作基准被证明不适宜的情况下，是用产品面积还是用产值作基准这个问题争论，如果从淘汰低附加值产品的概念出发，显然用单位产值作基准更有利于产业导向，但经过相关领导现场请示相关领导，仍然没有得到准许。也许这正是中国特色。其理由是认为产品产值不具备操作性呢，还是认为产品面积作基准更有利于推广陶瓷砖薄型化呢，不得而知。所以我说，也许五年后我们再次相聚审议这个标准就是讨论用产品产值作为能耗限额基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旧版的能耗限额中对综合电耗有单独的限额，而电耗往往与陶企的自动化程度成正比，实际上在陶企的现代化进程中，用电量是在同步地不断增加，更何况现在的生产线还大量增加了各种环保设备，无疑也增加了用电量。在审议过程中，我问来自陶企的标委会委员，谁家的用电量无法达到修订标准限额900kW·h/t，结果回答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知名的日资陶企的电耗达不到这个限额。我想我们可能赶走登陆钓鱼岛的日本人，却不太可能使用这样的强制性标准将该企业赶出中国。最后作为折中，只能将限额提高到980，或将综合电耗不做具体限额。整体的感觉是对电耗的不合理限额，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为提高自动化设置障碍。

    《能耗限额》标准已经在我们这个产品个性化很强的行业实施了五年，给行业的发展带来些什么作用？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陶瓷砖行业有的企业仅生产10多元一平方米的产品，有的生产过千元的产品，有的用垫板生产，有的将购买粉料，有的将抛光工序置于其他企业，各种情况千差万别，这样的《能耗限额》对设备简陋的陶企毫无约束作用，如果用这个《能耗限额》标准淘汰20%的陶企，究竟会淘汰什么的陶企，难道不值得深刻思考吗？国家标准，应该更多的是讲究其科学性、技术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公平适用于所有的企业，而不是像一把利剑悬在行业上空，锋利无比，严格苛刻，要斩谁的时候，无处可逃，不斩谁的时候，放任自流，形同虚设。“国家标准”不应过多地讲究其政治性，“强制性国家标准”更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