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规律；第二，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目前贪污腐败现象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有两种——扬汤止沸或者釜底抽薪，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考虑，还是要运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问题的根源。比如说腐败的问题，租金的存在就会滋生腐败。所谓釜底抽薪就是将租金去除，腐败也就会减少。

　　再比如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利用再分配的手段进行调整，但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即调整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调整体现的方针正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再次分配更加重视公平。

　　若要在初次分配中就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就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最有竞争力与效率的方式。同时无论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其中的劳动密集区段，都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得到就业机会的工薪阶层就可以分享到经济发展果实。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发展方式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从而带来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够逐渐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型至资本相对丰富，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这个过程当中，工资会进入快速上涨通道，资本回报会逐渐下滑。可以试想，当穷人的劳动力不断增值，而富人的资产则处于相对贬值，那么收入分配的现状就会改善。事实上，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收入分配的逐渐改善，原因就在于此。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迅速的正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收入分配为什么会越来越恶化呢？

　　症结在于中国在比较优势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双轨制有关的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金融抑制、资源价格不合理、垄断等等，这些问题盘根错节：垄断形成了租金，滋生了贪污腐败。而上述因素都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收入分配和贪污腐败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我国改革没有到位的问题。

　　实际上，工资并不仅仅由需求决定，而且是由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如果经济发展迅速(包括制造业与农业)，那么就会出现劳动力需求高企，从而就有上涨工资的议价空间。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但是这些主体在获得融资、土地、自然资源等方面受到限制，从而抑制了它们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影响了劳动需求的增长，最终抑制了工资的增长。

　　未来的十年，如果中国真正要实现两个“翻一番”、实现调整“两个比重”、实现在初次分配就同时注重公平和效率，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深化改革，把双轨制的改革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如果这样的改革得以推行，不仅我们的经济可以按照比较优势的规律发展，且与经济发展相伴，收入分配体系亦会不断完善。

　　我们的改革走到今天，已经不再处于“应该改”的阶段，而是走到了“可以改”的时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人均收入水平极低、资本极度短缺等瓶颈的限制，有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没有自我生长的能力，需要补贴维持生存。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6000美元/年，中国已经不再属于资金短缺的国家，因而此前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业已基本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并具有自生的能力了，那么也就不必再给这些产业以补贴了。

　　国家发展依靠的最根本的动力是结构的变化，这其中包括技术结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产业价值从农业到制造业、服务业的变化，但一国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制度环境也需要与产业发展相一致，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水平的提升。如果这样的改革措施得以实现，那么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如果中国在未来的10年能够达到这一目标，那么这对美国、对世界都有巨大的意义。可以预见的是，“两个翻一番”意味着在2020年会出现“黄金交叉”(原指上升中的短期移动平均线由下而上穿过上升的长期移动平均线的交叉，这个时候压力线被向上突破，表示股价将继续上涨)，中国经济必然会超过美国。

　　过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世界老二变身老大的时刻，常常会有冲突发生。近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旁观者也很清楚。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位次的交替是否必然会带来战争？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No！

　　如果中国成长为全球的老大，那么受到挑战的是美国的霸权，却并不是美国企业的利益。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即使中国变成全球GNP数值最高的国家，我们依然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比较优势的产业，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霸权主义者，人均年收入超过了5万美元，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中在资本、技术极端密集的产业。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大公司最期待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无疑是符合美国的大企业利益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关系中，学会巧妙地利用这一看似矛盾的处。一方面，中国依然要加强军备；但另一方面，无论对中国、美国乃至世界来讲，创造和平环境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所谓和平的环境，就是让美国的大公司能够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利益，这就要求中国在未来必须进一步开放，并在国际贸易、对外投资等方面加强修炼。那么即使有一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与美国相接近，由于同等收入国家的竞争是以专业化为标准的，那么此时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与美国间的竞争，对美国企业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