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非常矛盾的现象：宏观层面继续增长，微观层面压力倍增的反差。与之而来的就是“宏观软着陆，微观面临硬着陆”的风险。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危机愈演愈烈。2011年，外需下降的影响日趋明显，加上此前政府推出的4万亿投资的刺激效应开始逐渐消退，GDP增速随之开始滑落。2012年，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但是在GDP增速回落的同时，CPI得到了有效控制。今年1-10月份中，大部分月份的CPI数值在2%-4%的范围内波动，较好的保持了低位运行的态势。与过去增速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有明显回落；但从国际层面看，中国经济依然是“万绿从中一点红”。与此同时，在GDP增速下调的过程中，CPI并没有随之上涨，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实现软着陆。

    然而，微观经济却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首先，从某些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数据来看，进入2012年以来，不但下降趋势得到延续，且下降的速度进一步加快，1—9月平均，PPI同比下降1.5%，其中9月份PPI大幅下降3.6%，创下35个月新低；8月、9月中国官方PMI数值分别为49.2和49.8，连续两个月低于50荣枯线。9月份和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9.2%和9.6%，比起2006～2007年动辄18.5%的增加值，已是腰斩。这些数据说明当前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利润空间被挤压，在日常经营中感受到的生存压力远远大于宏观数据所折射出的情况。

    其次，钢铁、煤炭、建材、有色金属、纺织等多个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部分行业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2009年，为了保证GDP的持续增长，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在“越生产越亏损”的情况下依旧开足马力，使得产能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进入2012年以来，部分行业一直面临着艰难的“去库存”过程。

    中小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企业关停并转现象严重。2011年底，“中小企业倒闭潮”这一命题甚嚣尘上，许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幸存下来的中小企业此时纷纷倒闭。多个中小企业集中的地区，如温州、东莞等地区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其中加工制造类中小企业关停并转现象最为严重。同时，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外贸企业中，部分企业仅能依靠出口退税来获得利润。

    之所以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表现出的情况截然不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下行通道，中央及地方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过度下滑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然而，这些投资主要投向了“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大型国有企业。因此虽然在宏观层面上减缓了经济下滑趋势，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最终大量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濒临倒闭。

    其次，央行在2009和2010连续两年放出天量信贷以刺激经济，而两轮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真正流向中小企业。但流动性的大量释放使得中国自2010年底开始面临严峻的通胀压力。为调控逐渐攀升的物价指数，央行开始收缩银根，多次上调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更是一度出现“每月一提”的现象。紧缩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最终纷纷破产。
第三，为保证GDP的相对高速增长，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大部分投向了产能过剩行业。如此一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迫推后，产能过剩行业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成了拉动GDP增长的主力军。最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错过了最佳的时间窗口，陷入了越发被动的局面。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必须要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但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最终完成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软着陆并不必然对应着微观经济硬着陆，尤其在中国宏观经济战略转型阶段更是如此。

    2012年，要真正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中国经济仍需华丽转身。首先，应努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淘汰落后产能,提高GDP的质量比增加GDP的数量更重要。同时，通过调整不合理的GDP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协调拉动转变，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应适时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加大对外投资，改变当前过度倚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应在与发达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各项合作，实现南南合作，南北共赢。同时，通过加大对外投资转移当前国内的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同时保证战略资源的供给安全。

    第三，应该全面放松管制,打破垄断，让利于民。应通过引导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向,鼓励民间资金投向竞争性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提高产业效率与服务质量,解决现存的“挣钱的不让干”与“让干的不挣钱”之间的矛盾。最后，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减税让利，藏富于民，切实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