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总体说来可理解为对多变量、多指标体系的优化，即求取体系中变量与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变量可以是物质种类、组成、数量、工艺参数、处理方式、结构等。数理研究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和通用工具，它融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于一体，成为近代理性思维的魅力源泉。

　　理性思维作为西方的思维传统，贯穿于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在文艺复兴时期，经验主义者主张通过经验的方法获得真知，而理性主义者强调大胆的怀疑和理性的推论，它推动了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发展，发展了科学理性。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普遍必然性与规律性，科学是理性思维的最直接、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遵循逻辑是理性思维的体现。柏拉图认为由推理得到的知识具有必然性，没有经过推理只能得到意见，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更多意指崇尚理性思维而非技术成果。

　　从事研究者必须培养、具备理性思维的习惯和能力，即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批判怀疑和重实证的素质。逻辑思维能力强调概念明确、假设明确及推理要符合形式逻辑规律(归纳和演绎)；批判怀疑则强调对任何因素抱着大胆怀疑的态度，不畏权威、不迷信经验和书本；重实证则强调现实的可重复的真实证据。

　　几年前我离开陶瓷行业进入医学领域，不少人说这个跨度也太大了吧，这样理解正常。

　　我们(外行人、非医学专业)看肿瘤医治有自己的看法：首先大家对它都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不少患者(尤其晚期患者)治愈率低，说明现有理论指导下的临床实践的成功率还不高，理论还不完善。目前西医普遍做法是同一类患者使用基本相同的治疗方案，其结果是治愈率不理想。这也间接说明了肿瘤的个性化特征尤为突出，不同患者应该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案才为之正确，但还做不到。老中医对待同一类病的不同患者会开出不同的药方，具有系统论的思想，但不同的老中医对待同一患者会开出不同的药方，光凭经验，证据不充分，科学性不够。

　　事物都有其特殊的规律性，也即每个患者都存在一个相对较优的治疗方案，只是能否在规定的期限内找到。常用化疗药物有上百种，假设某个患者的治疗方案是其中的几个药物的不同用量的组合，则试验的总体组合容量约为数亿次，这显然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数学方法问题。巨大的试验量用经验方法显然不可能完成，即使能完成患者也等不及。目前医学界跨专业合作的少、有理性思维并懂得运用数理逻辑方法的研究者更少，而按规定套路治疗的占绝大多数。一种方案用过效果不好再改用另一套。最有效的办法是借助于数理逻辑方法，设计最有效的试验点，通过数据分析工具才能解开其特殊的规律性——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具体的做法是通过手术在无菌条件下取得患者的少许肿瘤组织，进行细胞培养及组合药物敏感性筛选试验，经数据分析后获得优化的治疗方案再指导临床用药。这样才能达到低剂量、高抑制率的疗效，真正实现对症下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循证医学。几十例临床的显著效果也证明了这点，它只是数理逻辑方法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案例而已。从带着科研方法进入其他研究领域角度看，暂时离开陶瓷行业就不奇怪了。它是我想做的事情，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需要，想而不去做总会有所遗憾的。

　　事物有时很奇怪：当局者迷，傍观者清；不会外文、没上过学的三岁小朋友能看懂外国动画片，成年人却是一头雾水。书读得太多、专业知识太深未必是好事，说不定你就陷进去了、套牢了、跳不出来了。所以外行领导内行是常有的事，可谓强强联合，可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爱因斯坦曾经就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做过解释。他认为科学的产生需要理性思维做基础。中国文化中没有理性思维的土壤，当然产生不了科学。愿广大的科技工作者重视并用心学习科研方法，提高理性思维能力，使我国早日成为科技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