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微幅下调0.5个百分点，释放约4000亿元贷款空间，再次触动房地产业敏感神经。

     “限贷”闸门射进一道微光后，是否预示着持续一年多的房地产紧缩式调控即将“政策见底”？刚刚步入下行通道的楼市行情会否就此止跌、起身反转？在各种猜测、分析中，房地产调控预期渐生变化。

      实际上，众多理由表明，这次存准率下调名义上并非是针对房地产而来。尽管今年三季度房地产新增贷款环比首次出现负增长，银行发放个人按揭贷款的周期明显拉长3倍，但动用存准率工具，显然还有更为严峻的宏观形势考量：国外欧债危机加剧，外汇占款4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外资显现流出迹象；国内银行货币内生性紧缩，10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不足13%，各地重点建设项目出现停工，小微企业命悬一线。

      也许诚如一些专家所愿，此次存准率下调“并不意味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放松”。因为就在“限贷”松动的同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刚对“限购”退出释放了一个反对信号。“双限”闸门仍有一门表现坚挺。

      但不能不担忧的是，如果没有严格的贷款流向追踪和监控，房地产凭借其强大的吸金能力，极有可能借助这次信贷政策松动的机会再获喘息，其结果是延缓其自主调整的意愿和时间，助长其与调控政策继续博弈的能力。

      类似的现象曾在历史上反复上演。2009年，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派生的近10万亿元新增贷款规模中，只有较少部分转化为GDP增量，其余大部分变成了投机性资金流入房地产，成为推高房价的真凶；即便是在对房地产严格调控的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总量中也有近两成（18.9%）流向房地产。

      由于多年来房地产向工商业各个领域的过度渗透，致使房地产与实体经济资金暗通的地下管道细密且隐蔽。在深圳、东莞、温州等中小企业发达城市，实业老板们一手从银行接过信贷资金，一手随即将其投向炒房、炒地，只此一幕多年未曾禁绝。遗憾的是，银行非但拿不出有效的资金流向控制工具，某些时候甚至还出于利市考虑，行里应外合、纵容之举。

      如果中国的信贷规则、潜规则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即便以重点项目、小微企业和欧债危机的堂皇名义释放4000亿元贷款，让其中的四分之一即1000亿元“合法合规”地流向房地产，又是什么难事？1000亿元信贷资金可以救活众多中小企业、重点项目，同样也可以支撑开发商半年不降价、熬过冬天。

      实际上，将存准率下调作为房地产调控政策利好来解读，可能源于一种惯性思维，即：长期以来，房地产在中国被定义为支柱性或刺激性产业，所谓“一个火车头拉动50多节产业车厢”。因而每当内需疲软、外贸乏力之时，无论是专家谏言还是决策倾向，均习惯于将房地产推至拯救经济增速下滑的前台。

      这种习惯思维，催生了房地产调控中“恐跌”症候群体，他们时时预警房地产调控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巨大。而恐跌情绪一旦传导至各级政府决策层面，就会演化为调控落实的阻力，或是调控转向的推力。

      如果遵循“恐跌”逻辑逆向推导，中国经济所呈现出的现实逻辑是：保经济增长实质上就是保投资增长，保投资增长实质上就是保房地产增长，而保房地产增长的关键，就是保证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利率“双低”，从而使房地产以更低的成本获取资金、收获暴利。

      依此逻辑，如果房地产的日子好过了，那地方土地财政的日子也就好过了，基础投资、重点建设项目也就保住了，地方政府或许还能抽出财力扶持照顾中小企业……遗憾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又穿着新鞋、走回老路。房地产“恐跌症”继续向房地产“依赖症”恶化，及至病入膏肓、泡沫破裂。

      实际上，有没有勇气不保房地产、让其从一个刺激性产业回归为常态化产业，是决定房地产宏观调控终极目标的关键所在。用时髦的政治术语表述，这才是所谓“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

      如果不过度倚重房地产，中国经济增长并非没有其他选择。一方面，政府应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心，接受经济社会转型期GDP增速放缓的客观现实，并努力做好应对多重考验的准备，拒走改革回头路；另一方面，让经济的城市化回归到社会的城市化，让房地产的城市化回归到人口的城市化，都将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得到深度救赎。

      即便是短期内应对外部金融危机和内部房地产调控所带来的冲击，也仍有更为稳健的策略。比如，找到一种让地方政府自愿而非强迫的方式，让1000万套保障房从“挖坑待建”的状态更多地走向实质开工，从而拉动钢筋、水泥等建材产业需求的实质增长（过去数月，此拉动效应尚不明显），亦不失为对抗商品房调控“恐跌症”的一剂补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