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云南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工作会议，为云南的城市化进程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未来10年里，1000万村民将变身为市民，这个目标的设定直接导致宽松政策的出台，有舆论认为，云南此次的落户条件可能是在全国最宽松的……

      我们认为，更为宽松的制度设计，是在一定时期内给进城农民盖上“城乡两床被子”，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的同时，还要让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保留农村原有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计划生育、集体经济资产分红等基本权益。

      （一）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彻底恢复公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有资料显示，过去20年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20％，而且随着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大，我国就业结构转换的空间仍然是很大的，这主要表现在，目前我国农村约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随时准备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如工业）。

      而劳动力流动的根本障碍就是户籍制度。

      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曾经发布过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现在，这份报告的预期正在一点点地变成现实。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各级政府正在为它的城市化进程提供制度保障。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就已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人口被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吸引过去，度量城市化的标准因此被定位在“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当中”。按照这个标准，在1850年以前，人类还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被描述为城市社会；在1900年，只有一个国家的首都可以算作是，即英国的伦敦；到1970年，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也就在这一年，地球上  有50个城市的居民数超过了100万。

      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得有点晚，但也正因为这点，发达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问题应该成为我们的预警，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和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借鉴。比如很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见证过这样一个现象：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充分的就业，城市居民如果没有充分就业提供的生存保障，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有观察家指出，当局很有必要关注中国城市贫民的生成与存在。

      1995年 3 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政府首脑会议上形成的一份文件曾经试图用一种并非严谨的叙述来为城市贫民的贫困状况做一界定：缺乏延续生命的收入和生产资料，饥饿和营养不良；接受教育和其他基本服务的机会有限或没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无家可归和住房不够；环境不安全、存在社会歧视和排外现象……

      我们有理由吁请当局，避免类似描述在中国城市的出现。

      当大量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涌入城市时，城市给他们准备的不应该仅仅是生活的空间，还必须考虑这批新生的城市居民如何谋生的问题；城市管理层有必要考虑，是否能在一个充足的水平上提供出教育、医疗保健、城市交通以及干净的环境？是否会由于管理经验的不足造成城市管理系统出现前所未有的紊乱、进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城市的爆炸？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农民工是在城市劳动人口也处在过剩的情况下，作为某些城市行业的劳动力补充或者替代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所以在就业政策方面他们是不占什么优势甚至是受歧视的。

      表现在城市行业的开放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开放既是有选择又是有条件的——对农民工开放的行业往往是一些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工资待遇低以及城市急需发展却又缺乏资金投入和经营管理经验的传统三产行业。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的一位官员介绍，外地农民工在京主要从事建筑、餐饮、服务、纺织、环卫、园林业。其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有50万至60万人。

      其实，对流动人口的政策歧视还不仅仅体现在行业的开放程度上，同时还反映在流动人口与市民并存的行业中两者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和机关精简致使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城市职工下岗，城市人口本身对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增大，其过剩劳动力与流动人口在就业市场逐渐处于同一竞争面上。政府出于稳定局势的考虑，对这二者间竞争的直接反应就是进一步强调市民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先权，加大有关政策的执行力度，并鼓励和支持基层社区组织开展各类帮助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活动，从而形成一个从上而下全面铺开的引导城市过剩劳动力回到已有的、曾被他们遗弃的城市就业空间去有组织运动。

      这意味着那些已经在城市成功就业的“外地务工人员”随时有下岗让位的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城市化进程进城的农民工极需一种更为稳妥的保障托底，类似亲属关系的群体承担了这样的角色，这种群体控制着农村的资源，比如土地与房产。农村为它在外的村民提供了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避难所，这种避难所是许多城市居民在经济安全和政治前途上无法具有的。对许多新来到城市的移民来说，牢固的农村亲属关系给他们提供的虽然是单薄但却很是可靠的社会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