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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生在温州的私企老板集体跑路躲债事件非一日之寒。
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曾经断言说浙江的经济发展是最健康的,这样的结论一出,立刻遭到我的炮轰,因为我那时刚刚做了一个涉及钱江水系水质调查的稿子,知道这条浙江的母亲河当时基本处在全流域劣五类水状态之中——这种状况其实至今犹存。今年年初,我沿浙东运河采访时,看见依然有富裕的箫山人、绍兴人在酱油汤色的河道边洗洗涮涮……
浙江人同时还是最喜欢炫富的种群。
抽烟最变态的是浙江人,如果拿出包硬盒“中华”,立刻有人当面摆手,“这种烟你好收起来了。”;开车开辆“宝马”,义乌的男人会鄙视你,“怎么把老婆的车开出来了?”;售楼处来一老媪,排屋多少钱一栋?400万?“给我来4栋。”;新闻里说有浙江的驴友在四姑娘山迷路了,宁波的朋友就摇头:这年头谁还爬山啊?要玩就开着游艇去海钓……
类似迹象一多,你会觉得这样的地方经济会很健康吗?
所以,当现在的舆情把温州事件的矛头转向国家政策的批判时,少有对当地人自身劣根的问责,我认为这起码是一种貌似深刻、实则偏颇的舆论导向——在相同的国体中,为什么发生在今天温州的这一幕,没有在中国大陆的其他经济发达省份与城市出现?浙江人的这种小机灵,抖得实在让人生厌,在牌桌上一掷千金的是你,你不能赢了是你聪明、运气,输了便是荷官发牌有诈。
(二)
我曾经在浙江旅行途中,遭遇过一次打劫,现场在浙赣交界处浙江一方,车上一伙被打劫的湖北人,断言这一剪径是江西的蟊贼所为,因为“浙江人不会抢这么几个小钱”,我后来写了篇文章问:富裕程度什么时候与道德操行呈正比关系?
这个结论一拿出来,估计很多人都会摇头,包括那些富裕地区的人,也不会将这样显而易见的谬误奉为真理。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心里的评判标准却本能地依循着这一谬误,我们甚至会从一些案例和某些数据统计中,来证实这一判断的存在与正确。
比如我们习惯说:人穷志短。
再比如我们会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还比如我们很哲理地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们这个社会其实一直都不缺乏贫穷,一部分人的脱贫致富也就是新近的事儿,我们似乎与生俱来地对贫穷的恐惧,让我们不仅如避瘟神一样回避它,甚至还让我们意识深处滋生对贫穷的仇恨,这种仇恨不仅绵长,而且有力度。生活告诉我们,虽然贫穷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但很有可能,贫穷者自己会因为贫穷而觉得自己可耻,他们很自觉地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为自身的无能、懒惰和不走运。
(三)
青年学者卢周来在《穷人和富人的经济学》一书中,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国内一位知名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资本在雇佣(支配)劳动?而不是劳动在雇佣(支配)资本?按理说,劳动与资本都不过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平等的关系,但为什么世界上总是有资本的富人在支配有劳动的穷人,而不是有劳动的穷人在支配有资本的富人呢?
这位经济学家最后的解释是:因为资本有信用而劳动没有信用——富人有财产,要承担风险,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讲信用规避风险,而穷人因为没有财产而无需承担风险,所以他们可以不讲信用。
这个故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经济伦理命题,穷人竟然因为无产而可以置道德的基石于不顾,可以言而无信——这样的结论一演绎出来,经济学家逻辑的荒谬不言自明。但就是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论,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通行无碍的常识。
“一个行将饿毙的穷人,即便他声称他如何讲信用,也是没有指望能从大银行里得到一分钱的用于活命的贷款的;而一个成天混迹于各家银行、以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毫无信用可言、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富人,一定是大银行的座上宾。”
卢周来愤世嫉俗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你不觉得正是这种主流意识,孳生了温州闹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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