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生在温州的私企老板集体跑路躲债事件非一日之寒。

      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曾经断言说浙江的经济发展是最健康的，这样的结论一出，立刻遭到我的炮轰，因为我那时刚刚做了一个涉及钱江水系水质调查的稿子，知道这条浙江的母亲河当时基本处在全流域劣五类水状态之中——这种状况其实至今犹存。今年年初，我沿浙东运河采访时，看见依然有富裕的箫山人、绍兴人在酱油汤色的河道边洗洗涮涮……

     浙江人同时还是最喜欢炫富的种群。

      抽烟最变态的是浙江人，如果拿出包硬盒“中华”，立刻有人当面摆手，“这种烟你好收起来了。”；开车开辆“宝马”，义乌的男人会鄙视你，“怎么把老婆的车开出来了？”；售楼处来一老媪，排屋多少钱一栋？400万？“给我来4栋。”；新闻里说有浙江的驴友在四姑娘山迷路了，宁波的朋友就摇头：这年头谁还爬山啊？要玩就开着游艇去海钓……

      类似迹象一多，你会觉得这样的地方经济会很健康吗？

      所以，当现在的舆情把温州事件的矛头转向国家政策的批判时，少有对当地人自身劣根的问责，我认为这起码是一种貌似深刻、实则偏颇的舆论导向——在相同的国体中，为什么发生在今天温州的这一幕，没有在中国大陆的其他经济发达省份与城市出现？浙江人的这种小机灵，抖得实在让人生厌，在牌桌上一掷千金的是你，你不能赢了是你聪明、运气，输了便是荷官发牌有诈。

     （二）

      我曾经在浙江旅行途中，遭遇过一次打劫，现场在浙赣交界处浙江一方，车上一伙被打劫的湖北人，断言这一剪径是江西的蟊贼所为，因为“浙江人不会抢这么几个小钱”，我后来写了篇文章问：富裕程度什么时候与道德操行呈正比关系？

      这个结论一拿出来，估计很多人都会摇头，包括那些富裕地区的人，也不会将这样显而易见的谬误奉为真理。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心里的评判标准却本能地依循着这一谬误，我们甚至会从一些案例和某些数据统计中，来证实这一判断的存在与正确。

      比如我们习惯说：人穷志短。

      再比如我们会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还比如我们很哲理地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们这个社会其实一直都不缺乏贫穷，一部分人的脱贫致富也就是新近的事儿，我们似乎与生俱来地对贫穷的恐惧，让我们不仅如避瘟神一样回避它，甚至还让我们意识深处滋生对贫穷的仇恨，这种仇恨不仅绵长，而且有力度。生活告诉我们，虽然贫穷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但很有可能，贫穷者自己会因为贫穷而觉得自己可耻，他们很自觉地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为自身的无能、懒惰和不走运。

     （三）

      青年学者卢周来在《穷人和富人的经济学》一书中，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国内一位知名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资本在雇佣（支配）劳动？而不是劳动在雇佣（支配）资本？按理说，劳动与资本都不过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平等的关系，但为什么世界上总是有资本的富人在支配有劳动的穷人，而不是有劳动的穷人在支配有资本的富人呢？

      这位经济学家最后的解释是：因为资本有信用而劳动没有信用——富人有财产，要承担风险，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讲信用规避风险，而穷人因为没有财产而无需承担风险，所以他们可以不讲信用。

      这个故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经济伦理命题，穷人竟然因为无产而可以置道德的基石于不顾，可以言而无信——这样的结论一演绎出来，经济学家逻辑的荒谬不言自明。但就是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论，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通行无碍的常识。

      “一个行将饿毙的穷人，即便他声称他如何讲信用，也是没有指望能从大银行里得到一分钱的用于活命的贷款的；而一个成天混迹于各家银行、以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毫无信用可言、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富人，一定是大银行的座上宾。”

      卢周来愤世嫉俗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你不觉得正是这种主流意识，孳生了温州闹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