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从景德镇来，到北京的798艺术区找黄锐。今年58岁的黄锐是798艺术区的创办者，应该说，是那块地界的领袖，坐在草场地黄锐的家里，喝着他泡的绿茶，吃着他们家工人炸的馓子，那个傍晚对我来说有些不真实……

　　聊起半个月前一只清代花瓶拍了4300万英镑，黄锐说他看不懂。

　　11月11日，英国一拍卖行宣布，一只在伦敦郊区意外发现的中国花瓶以拍前估价40倍的高价拍出，竞得者据说来自中国。据拍卖行介绍，这个花瓶高16英寸，由清官窑烧制而成，其年代可追溯至清乾隆时朝，应该在皇宫里呆过。据说这花瓶属于一个英国家庭的藏品，是这户人家在20世纪30年代从中国购得。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此次拍卖凸现出富裕的中国买家在购买本国古董时日益激烈的竞争。

　　黄锐就此评论说，“溢价40倍，这不傻吗？

　　从拍卖现场看，一路竞价的全是中国富人，生生把一寻常物件哄抬到让人匪夷所思的价位上，这要搁在任何一个真正市场化的社会中，都是一件不可能的疯狂之举。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人又干了件与暴发户相符的事儿。这个世界最富的人肯定不在中国，而这个世界上干这类蠢事最多的富人则肯定在中国。

　　需要说明的是，干蠢事未必就是蠢人，能在中国暴富，没一点脑子也还是不行的，就算是权钱交易，就算是贪污腐败，光有胆色，没有心机，结局离断头台就没多远了——中国富人敢在在国际台面上一掷千金，自有其豪放的道理。

　　那天我和黄锐分析了几条。

　　一是中国财富的高度集中。不仅财富高度集中，而且财富的支配权高度集中。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呈可耻的金字塔结构，而且这个金字塔并不巍峨，它有着无比辽阔的塔基和纤细入云的塔尖，甚至塔基的相当一部分是隐身于地下——来自世界相关机构的数据，中国社会依然存有7000万的赤贫阶层。这样一个危险的模型，在财富拥有量和支配权方面，则呈现一个更为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也就是说，一小撮人拥有并调度着绝大多数的财富。

　　这样的社会结构，没法不竭力维稳。

　　二是民族主义的恶意膨胀。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有日益燎原之势，这一膨胀在2008年达到颠峰之后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更是让我们坚信，集权与专制对经济规模化有百益而无一害。2010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在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与体制的价值认可呼声，在中国社会发出前所未有的喧嚣。

　　这样的喧嚣，预计会在今后一段时间持续。

　　三是官本位思潮的全面复辟。以皇权为最高呈现的官本位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强势，与之相呼应的文化镜象，就是“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上行下效，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同时也在文化建设中占据道统的地位，大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掌控，小到某种器皿的选择，官家的选择，将毫无悬念地成为民间引爆流行的发轫。

　　首脑意识不是只在中国社会一以贯之，但中国社会尤甚。

　　我们可以反贪官，反腐败，今天的中国社会甚至可以问责政府；不仅要求经济、进而更要求政治的改革呼声，可以从共和国总理的最新谈话中呈现；我们可以强化政治协商，可以搞“一国两制”，国共可以进行第三次合作……但我们更应该反省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民族与社会的文化是不是有毒？

　　前不久，某地产商把我找了去，他们也有意在南昌营建一个类似798这样的社区。我就此在黄锐家侃侃而谈，认为798艺术区的价值，应该是对中国文化持批评姿态，它本是一道统的叛逆者……最怕的是甫一落地，政治的问讯还没开始，经济的绞杀就已形成合围，类似这样的所谓“老工厂项目开发”，在成为某种势力的幻象装置的同时，更第一时间堕落为资本的走狗。黄锐说：这正是他目前竭力避免的一幕。

　　如果景德镇也有类似考量，首要就是应该警惕它的文化属性与逐利冲动，就目前景德镇状况而言，这样的警惕不仅必要，而且任重道远。（文/黄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