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急剧的城镇化过程。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相比，中国过去的城镇化有三个独特之处。首先，城镇化发生在人口红利期，而不像其他的国家城镇化在人口红利出现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其次，我国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移居城镇却又尚未市民化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造成了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第三，我国的土地制度以及人口红利带来房地产泡沫，导致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收入快速增长，投资冲动旺盛。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旧城镇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新型城镇化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已成为政策共识。但是，目前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以及对经济的可能影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下，对城镇化与经济供给面以及需求面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现有的讨论着重于新型城镇化可能带来的消费和投资等需求面扩张，我们更关注劳动力增长放缓，以及房地产泡沫从供给面对未来城镇化进程的影响。随着劳动供给的紧张，未来城镇化对经济供给面的推动作用也将减小。通过对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解读，我们发现相关政策更多指向分配领域，有利于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均、消费占比过低等结构性矛盾。但如何在分配调整的过程中保证经济效率的提高，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挑战。

    本报告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一个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论述我国既有的城镇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第二部分则讨论我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以及城镇化对经济供给面的影响。第三部分对新型城镇化所可能具有的政策指向进行解读。第四部分则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以及相关的结构改革所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

    过去模式难以持续

    城镇化率，在统计上体现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于城镇常住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所以城镇化率主要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程度。经济学中一个普遍成立的定律是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长，食品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比下降。因此，收入增长将自然推动对于非农产业的需求，从而提高经济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比例，导致城镇化率上升。从理论上说，虽然城镇化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总体上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一个典型事实是：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城镇化率高。2011 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超过80%）显著超过中等收入国家（50%）。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在51%，处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基本符合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率的正相关关系在我国内部也同样成立。从我国省级的数据看，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城镇化水平也相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