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价胶着、敏感的年代，特殊人群的“特殊化”住房分配，总是会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

      最近，又有一些部委和央企的“内部建房”、“福利分房”计划被推至舆论监督的前台：国家电网下属企业安徽省电力公司集资建别墅，内部售价仅为市价的四成；央行苏州支行一个集资别墅项目，因员工嫌其“位置偏僻”，欲加价转售他人，却引发后者维权诉讼。

      此前，卷入福利房、自建房舆论纷争的，还包括农业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海关总署等多个部委，以及中石油、中铁建等央企，甚至像清华大学，也因被曝光“5000套”自建房计划而“斯文扫地”。

      自1998年国内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福利分房、集资建房在制度层面已被明令叫停。但在现实中，各类为政府公务员、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等“特殊群体”提供方便的住房“自保”计划，从未停止过。尤其是自2007年房价大幅飙升、全社会骤感“居之不易”以来，“特殊人群”住房福利的“部门化”冲动愈发难以控制。

      目前，这种冲动已向地方发展蔓延。“特殊群体”住房政策的混乱无序，正日益成为吞噬社会“住房公平”的制度漏洞。在一些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中夹杂了定向分配给公务员和国企职工的“限价房”，挤占普通百姓的住房保障机会不说，还享受低于同地段商品房30%的“特价权”。其背后实质，是权势部门以“自有土地”的名义免交土地出让金，侵占社会公共资源，谋取部门私利。

      若任由政府公务员、央企等权势部门不受约束地享受住房保障的"优先权"和"特价权"，则势必会促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的出现：其一，扭曲中央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民生本意；其二，滋生腐败，败坏纲纪；其三，形成新的社会不公，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鉴于住房已成当前中国最大民生问题的现实，一旦住房保障"部门化"倾向无序蔓延，则可能会侵蚀过去20多年来住房制度改革的成果，使刚刚规划起来的住房公平基本面遭遇瓦解；同时，“福利分房”的历史逆流还可能会冲击其他改革领域，令"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的谶语不幸成为现实。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特殊人群”在住房问题上享受“超国民待遇”，往往会极大地加深公众对政策正当性的误解，直接诱发阶层对立。历史上，一些国家曾因公务员住房问题处理不当，而引发过强烈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目前，各国对公务员等“特殊人群”的住房政策大体分两类：一是将其“计划单列”，自成体系。代表性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日本政府为高级别公务员提供免费住房，对一般公务员则提供低租金的“国家公务员宿舍”。但实践证明，过度强调公务员住房的特殊待遇和优先权，往往会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和挑战。

      另一类模式是将公务员住房政策与城市公共住房政策统一、融合。实践中，这类模式很少遭到公众的尖锐批评和指责。代表国家如美国和新加坡，其没有专门针对公务员群体的住房政策，而是将低收入公务员家庭纳入城市总体住房保障计划，与各类低收入群体一并安排解决住房问题。

      对比之下，当前我国公务员、央企等“特殊人群”的住房政策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亟待下一步规范和完善。

      首先，自1991年，我国曾确立相对独立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房政策”，刻意强化了这类人群住房政策的“特殊”一面，使其过于依赖“体制内”，与城市公共住房政策的兼容性相对不足。这为日后住房福利的“部门化”冲动埋下伏笔。

      其次，对于央企、国企的“部门化”住房“自保”倾向，这些年来政策层面未能及时遏制，令其始终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自1998年房改之后，虽有明令禁止，但“福利分房”依旧。

      至于地方公务员的住房政策，则更为混乱：或“计划单列”、秘而不宣，或掩盖在城市公共住房政策之下，行“与民争利”之实。在保障对象的遴选资格、保障房的建设标准方面，更是久被舆论诟病。

      当前，遏制住房保障“部门化”的历史回潮已成当务之急。这将直接关系到中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顺利推进。而要制止住这股冲动，端赖于科学合理的制度补漏。借鉴各国经验和教训，在对待“特殊人群”的住房问题上，关键是守住根本性原则：将“特殊人群”的住房需求控制在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内，统一纳入城市公共住房政策，与社会公众的住房保障同时、同步推进，坚决维护“人人享有住房权”的社会公平基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