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叠加在一起相互影响、放大和扩散，令宏观调控的难度前所未有。短期经济运行中出现一点问题，比如增长速度下降零点几个百分点不必大惊小怪，要平心静气、冷静观察、保持定力。

    图为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沃顿商学院全球论坛上发表演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对于中国下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基本路径，我想谈三个问题：

    一、中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目前中国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什么叫三期？第一叫增长速度换挡期，第二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第三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我下面分别介绍一下。

    为什么叫增长速度换挡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由过去三十多年来10%增速这个档位换到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7%-8%这样一个中高速的档位。

    当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因素有很多，我从供给角度说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减少。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345万，2013年又减少244万，因为现在新成长的劳动力基本是九零后出生的，九零后出生的人口在中国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减弱了。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增长模式下其实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有些资源是可以进口的，但是空气、水、土地这些资源和环境是不可进口的。从去年以来频频光临的雾霾，我们叫PM2.5，排放的污染物超出大气自我净化能力，也就是超出环境容量，这使得很多地区不得不放慢自己的增长步伐，这是一个时期，叫增长速度换挡期。

    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中国现在的结构调整已经从增量的调整进入调存量、调利益格局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不付出代价、不伤筋动骨是调不动的。当然，这个代价包括增长速度的减速。我们意识到，如果不调整，把问题往后拖，也是没有希望的，这样的话7%-8%这样一个已经换挡的速度恐怕也难以实现。

    所以，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主要矛盾是产能过剩问题，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现在不仅传统产业出现过剩，一些新兴产业也存在过剩，过剩的产能当中有些是结构性的、周期性的，但是也确实有很多是一种相对于总需求的绝对过剩。这个总需求包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的总需求，也有一些是相对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绝对过剩。所以我们最近两年来没有再靠刺激需求的方式来去进行调整，而是主动去进行供给方面的调整。

    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就是我们在应对六年前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采取了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当时应该说还是很有效，保住了增长，保住了就业，但是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包括目前中国的房价，包括刚才说的产能过剩、货币、政府型债务，这些负的政策效果需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步进行消化。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这三期叠加在一起相互影响、放大和扩散，比如说增长速度减速使产能过剩更加加重，而如果要化解过剩产能也会使增长减速。我们要去杠杆，包括抑制房价、货币、债务的增长，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使产能更加显现。所以在三期叠加这样一种形势下宏观调控的难度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发展的阶段。

    二、关于发展的方针和战略。

    在“三期叠加”这样一个阶段面对短期经济波动，我们基本方针是保持战略定力，叫“深化改革、稳中求进”，我们认为经济发展要有一定的速度，但是必须是有质量、有效益和可持续的速度，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

    短期经济运行中出现一点问题，比如增长速度下降零点几个百分点不必大惊小怪，要平心静气、冷静观察、保持定力。

    我们经过三十五年来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稳定经济的这样一种作用，去年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中长期发展战略角度来看，我们将按照我们党的十八大的战略部署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是包括这样几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从过去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这样一种增长方式，转变为更多的去依靠消费来拉动增长的方式。当然，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就是要保持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同步。

    我们在“十二五”规划当中确定这样一个方针，这三年基本都做到了。大家知道最近有一本书叫《二十一世纪资本》，它认为资本收益大于经济增长率，所以是世界经济的常态，但是我们中国最近几年的常态是劳动收入的增长大于或者等于经济增长率，当然，我们希望这一势头保持下去，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之前居民收入的增长都要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依靠消费来拉动增长的模式。

    第二个转变，从过去主要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来带动增长，转向更多去依靠服务业带动增长。

    上一个经济增长高峰期中，也就是说从2003-2008年，那一轮我们增长是比较快的，那个增长周期中更多是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来带动。我觉得现在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就是那个阶段增长模式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现在的产能过剩就和那时候有关。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改变这样一种增长方式，目前已经有了积极的进展，去年和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增长速度都是快于工业，服务业的比重也在去年历史性首次超过了工业，这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当然，我们希望这是一种常态，今后能够保持下去。

    第三个转变，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资金投入来带动增长，转变为更多去依靠创新驱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驱动增长。应该说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消耗土地、消耗能源、消耗矿产资源等来实现的，但是积累很多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比如很多地方生态空间严重不足、水资源严重短缺，北京实际就面临这样一个情况，北京大气环境不好，一方面是排放的污染物多了，另外一方面就是绿色生态的空间比例太小了。

    同时，我们过去的增长是资金高投入型的增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货币投放和地方政府型债务包括企业债务的增长都很快，都是大大快于GDP的增长，所以导致现在杠杆率已经很高，存在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认为过度依靠资源和资金投入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党的“十八大”提出一个新的战略，叫“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希望更多通过创新去实现增长，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新的增长。

    这两年整体经济在下滑，但是一些地区、一些企业还是保持比较好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原因在于它们对创新这件事情见识比较早、创新比较早。当然，在宏观政策层面我们也加强了对货币和地方型政府债务等等的管控，防范金融和财政风险，不再采取过去那种单纯的靠扩大货币发行、扩大债务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样一种方式。

    第四个转变，从过去主要依靠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开发来带动城镇化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人的城镇化、也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来带动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从而带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我们过去城镇化的速度确实也比较快，但是最集中的问题是，房子建好了、路也修通了，但是人并没有进来，人并没有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所以今后我们将改变这样一种情况，以人为城镇化中心，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不再追求城镇化率这样一个数量化的指标，重点解决好户籍制度的改革、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城市建设的新模式和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等等这样一些城镇化质量密切相关的问题。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中长期角度看我们发展的战略、基本路径。

    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

    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的改变或者我们经济保持7%-8%这样一个中高速的速度，我们认为其他的红利都在消失，包括全球化的红利，包括人口的红利等等，但是我们认为在改革方面还是有红利的。最主要的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全面深化改革。

    去年11月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到2020年之前的改革做出了一个全面的部署，目前正在积极的推进过程当中，有的方案已经审订通过了，比如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还有其他的一些改革。

    更多的改革方案正在抓紧制定改革方案，我们《决定》当中分336项改革，这336项都要在2020年完成，还有的可能需要去研究论证，在今后几年逐步推出，这336项不是这一年都改掉，而是在七年之间比较有序的在各个年度之间，分清先后顺序逐步的推进。下面我主要就经济体制改革的几项重点简单谈谈改革的路径：

    第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将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样一个一般规律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与金融改革等等，都要围绕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展开。

    第二，界定政府和职责的作用，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义是“让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的意思是在上边还有一个国家的调控，还有政府要发挥一定作用，而这次把“基础性作用”改成“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是不再起决定资源配置，让政府发挥应该履行的职责。

    政府作用主要是在这样几个方面：要做好宏观调控，任何国家都要对经济总量进行管理。政府要做好市场监管，保证公平竞争，反对垄断。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保护环境等等。

    第三，更加公平对待各种经济。大家知道我们是社会主义，所以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我们也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下一步的改革过程当中在保护版权、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市场准入包括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将给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同样的一种待遇，包括法律地位。

    第四，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下一步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让更多国有企业发展成为各类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今后要改变为主要是以管资本为主。我对某一个企业投20%的国有股，那我主要是管好这20%的股份，弱化对人和事的管理，今后要减少行政任命的比例，更多靠市场化办法选聘。同时，要组建若干国有资本的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的投资公司来对国有资本进行管控 。

    第五，改革自然垄断行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体制。对电力、石油、天然气等等这样一些具有资源垄断性的行业将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网运分开”这个方向推动这些领域的改革。简单的说就是把网的部分政府进行监管，可能也需要国有资本进行控股，但是两端上游和下游我们可能更多要放开 。同时，要把网和运分开，网要控制，但是网上面的运营可以放开。

    第六，建设现代市场体系。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对内资、外资、民资、国资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制定负面清单制度，当然，对外资要加入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我们正在上海自贸区做这种试点。同时，要实行统一市场监管的制度，清理和废除各种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包括法律法规的规章。

    第七，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主要原则是：凡是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决定，政府不再进行不当的干预。政府定价主要在现在三个领域，一个是重要的公用事业(1499.169, 6.16, 0.41%)，比如地铁、自来水，重要的公益性服务，比如大学、教育医疗，还有一个就是网络型的自然垄断环节，就是政府定价只管网的这部分，网的两端可能要放开。当然，政府定价方式要提高透明度。

    第八，完善宏观调控的体系，我们的宏观调控主要建立在这样几个方面的任务上，不再过多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政府主要是做好总量平衡和重大经济结构的优化，防范各种风险和稳定社会预期。

    所以要建立一个以国家发展的战略和规划为导向，就是我们的“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以这个规划为战略导向，同时，主要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这样一种宏观调控体系。当然，要和价格政策、产业政策做好配合和衔接，但在调控过程中会减少产业政策和价格政策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第九，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财力相对均衡。我们现在是中央政府承担的事少，但是掌握得财力比较多，地方政府干得事比较多，但是财力比较少，所以今后要均衡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

    同时，要改革税制，增值税要适当简化税率，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要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同时要征收房地产税。当然，这个要通过法的形式来推出。还要加快资源税改革，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

    第十，要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我们党从十八大提出一个重要的新理念，叫“生态文明”，所以我们要建立符合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这里面任务比较艰巨。

    主要是按照“源头要严防，过程要严管，出现问题后果要严惩”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有这样几个制度，像源头严防有七个制度，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监管体制、主体功能区制度、空间规划体系、用途管制和国家供源体制，还有个完善的问题。

    过程方面的管理有五个方面的制度：一个是资源有偿制度，这个现在也有，但是资源价格太低，没有完全反映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还有生态补偿制度、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后果严惩有两个制度：一个是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终身追究制，这个主要是对一些地方领导，如果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搞GDP、搞经济把生态环境破坏了，他要终身负责任。还有一个制度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这主要是针对企业和个人，经济开发行为或者其他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要建立严格的赔偿制度，加大赔偿力度。

    以上是我对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阶段中近期发展阶段基本判断，不是长期的，也许是三年，也许是两年，也许是五年，然后要实现这些路径我们要做哪些改革做的介绍。

    (本文作者介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